我经历开国大典那一天

● 郝建国口述    龚喜跃整理

    回想1949年的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我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度过的。
    当时我在北京市委给彭真书记当警卫员。那天上午，彭真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开会，我和其它市委领导的警卫、司机在会场外边聊天。大家七嘴八舌地聊得很热烈。有的谈起头天晚上中央领导和全体政协委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的情景；有的谈起解放大军围歼西南国民党残余匪军的胜利战况；有的谈起前一天闭幕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国旗、国歌和国徽的设计方案，总之全是些令人高兴的大事、喜事，听起来真叫人振奋、鼓舞。当大家谈到下午即将举行的新中国典礼时有位同志对我说：“小郝，下午你怎么也得换身行头把身上收拾得干净利落点呀，这可是个大场面，说不定你还能随首长一起上天安门呢。”我一听觉得有道理，开始暗自盘算起自己的仪表着装来。
    吃过午饭，回到宿舍我就把“五·一”前发的一套新军装找了出来，上面有几道褶子，我用盛满开水的搪瓷缸在衣服上熨了熨，换了件干净的衬衣，穿上了新军装。鞋子没有新的，那时也没有皮鞋，只好将就着穿部队发的“老头”布鞋。洗了脸、梳了头，把手枪压满子弹装进了裤兜……。
    我正在屋里整理着装，市委保卫科副科长李子玉推门进来，他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我说：“小郝，马上出发!”我紧跟着他来到了院里。这时，彭真的专车已经发动，看得出司机中午刚刚擦过车。
    彭真上车后我和李子玉随即坐进车里，小车从台基厂彭宅出来未直接向西就近去天安门，而是径直向北穿过王府井大街车经东四牌楼左转驶过景山，从北长街北口驶往故宫的西大门——西华门。我是第一次进故宫，看见金碧辉煌的屋檐红墙，不禁脱口而出地说：“这到哪儿啦?”坐在前面的李子玉头也没回地说了句：“这是皇帝住过的院子，算你穷小子有福气，让你开了眼。”彭真听了也笑了。汽车穿过午门、端门、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的北墙下。
    下车后，我们跟着彭真是从天安门西侧的城梯登上城楼的，(当时的天安门没有电梯)工作人员还在城梯的顶端铺了一道灰色的地毯。上了天安门城楼顿觉眼界开阔，面前的广场已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首都各界群众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就已开始集合在指定地点。
    我和李子玉跟在彭真后面四处张望看得是目不暇接，没走几步迎面碰上了罗瑞卿，他是中央公安纵队的司令、建国典礼警卫工作的总指挥，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市公安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委任为第一任公安部长。再有就是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等北京市领导。大家见了彭真寒喧几句，开始检查天安门上的准备工作。我们几个警卫随员跟在首长后面，大家低声交谈才知道都是第一次上天安门，不觉同有荣幸之至的感觉。
    天安门上四角都站有卫兵，罗瑞卿的警卫员对我们说：“卫兵都是公安纵队一师的优秀战士，听说他们今天只吃鸡蛋不能喝水，活动结束前不换岗。”看到他们笔挺地站在太阳下一动不动，真令人佩服。城楼上边的女儿墙上插有许多彩旗，巡察中彭真发现旗子挂在旗杆上有的高矮不一，当时身边没有工作人员，他转身叫我们几个警卫员过去整理，我们分头跑去把旗子调整到位。天安门城楼廊柱下有条高台阶的通道，上面铺了一道长长的红地毯，彭真走到地毯接缝处都要看看是否平整，并指示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一定想办法把接头压实，最好用胶贴在地上。当时天安门上的廊柱间也挂了八个大红灯笼，薛子正介绍说：“这几盏大红宫灯市场根本买不到，是请了位前清故宫的老工匠带着二位徒弟在天安门上干了三天，昨天才扎好的。他们说做这么大的宫灯也是第一次。”首长一行慢慢走到城楼中间的台阶前，这是典礼时毛主席的位置。那里并排摆放着几个话筒，当时的设备都很简陋，有的话筒头重脚轻地站在那里不太稳当，彭真用手晃了几下，让找人把下面压些东西，有人提出去城楼下搬几块城砖上来被罗瑞卿制止了，后来工作人员找来几块铁板压在下面才算牢靠。话筒旁边还放着一个木制的小矮柜，上面有按钮。薛子正说是为了方便主席升国旗用的。他又讲到电钮升降旗在中国没有先例，这个点子是庆典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永健同志提出的，好不容易找了个电力工程师完成了设计和制做，对面广场上的旗杆高二十二米，升一次旗伴随《义勇军进行曲》需要两分钟。讲到这里他又笑着说了件趣闻：“昨天午夜工作人员试验升旗，第一次挂旗试验时，国旗升至一半就不动了，大家见状有些着急，不想过了一会儿国旗又徐徐上升了，后面试了几次也无问题。有人说这面五星红旗是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有灵性，昨天前半夜刚刚在广场上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这面国旗在它初升之时竞能自觉地以半旗的形态向八百二十万为国捐躯的烈士致哀，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听薛秘书长讲得入了神，彭真听后却不置可否，走上前去按动了电钮，对面旗杆下扬起了小红旗，表示旗杆上的绳索运行正常。薛子正又说：“旗杆下已做好准备，一旦故障可马上实施人工升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