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黄花分外香

邓六金

    “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只有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分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副主席曾多次下军令，要绝对保证我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稳定民夫情绪，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士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淋湿了，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从瑞金出发后，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后面有敌人追赶，白天不能走，我们只能夜行军。夜路我们都不会走，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穿越湘桂边界后不久，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两岸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八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三万余人。当时的红军领导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一定要赶上部队”
    长征中，我得了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体弱得像是要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领导把马让给我骑，但骑不住，一上去就掉下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有病只能自己扛。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要给我一些钱，把我留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连累部队，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当时，前方军情紧张，部队必须按照命令尽快转移。战友危秀英听说后过来搂住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我不同意，对她说：“秀英，你走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不能拖累你。”危秀英更坚定地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我陪她走，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大部队。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来陪我，部队就匆匆出发了。
    危秀英给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手杖让我用。她搀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沿着山路走。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我们摸黑走了很长的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她说什么也不走，我们坐在路边相互依偎着熬过了最黑暗的一夜。第二天，我稍微有了一点精神，我们就起来赶路。走不动时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继续往前赶，就这样走了四天四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我们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
    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陈赓看见我们就迎了上来和我们握手欢迎，十几个姐妹围了上来问寒问暖，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的眼泪流个不停。这次化险为夷，我要特别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危秀英的帮助，我那次就死在路上了。
    朱总司令带我们采野菜
    1935年夏季，我们过了大渡河。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十多天都是靠野菜汤度日。为了爬雪山，必须筹粮。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去找藏胞买粮食。一路上，朱老总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辨别野菜的方法，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起来。这时的田野，都是光秃秃的，藏民已经收割完了青稞，并把新收的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一块没收割的稀稀落落的青稞地。一打听，原来是主人丢掉不要的。朱老总很高兴地说：“主人不要，我们要，但也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他要我们把二十块光洋放在地的主人家里，并写了纸条，表示感谢和歉意。
    这时候，我们收获青稞的女战士又累又饿，已经直不起腰了。朱老总让我们赶紧吃一把收割的青稞。于是，大家点起一堆火，把麦穗放在火上烤一烤，烧焦后将麦壳搓掉，一把一把地吃。吃得非常香甜。
    爬雪山过草地
    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当地人把夹金山叫做“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上山前，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补好衣服，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我们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但越往山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埋大腿处，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大气。刚才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迈越艰难。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我们几个女战士不顾爬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拉着、推着这些体弱的同志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到了山顶，我累得“哇哇”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大姐她们吓坏了，忙跑过来扶我。下山的时候，我简直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滚带爬地滑到了山脚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的野草。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看。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野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那些大的深水潭，有十几米或几十米大，上面有荒草覆盖，初看起来与其它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陷阱。我们身体好的女政治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搀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即使这样，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
    草地上宿营更困难，由于地上太潮湿，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我们练了一套本领，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我们女战士还总结出这样睡觉有两大好处：一是后面、左面、右面都有依靠，身体又稍向后倾，睡着了不会往任何一方倒，睡得稳实；二是草地气候变化莫测，忽风忽雨，忽雪忽霜，大家背靠着背，可以相互取暖。
    在草地，我们每天都饿得难忍，只能像牛羊一样，走到哪里喝几口冷水，拔青草、摘树叶或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脸盆熬成稀汤吃。但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有的事。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我们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皮带等煮熟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一天晚上，我们煮了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蘑菇，大家挺高兴地吃着。但是不一会儿，我们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一个个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采回来的是些毒蘑菇。幸好危秀英从藏胞家里作宣传回来，看见我们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地上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赶快吐掉。回头拨弄我们，见我们一点反映都没有，她想可能是中毒了，急忙将大家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先将廖似光和我灌醒，接着又将一个团长、政委、参谋长和其余几个同志都灌醒了。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派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刚走了一天，这个家属连就走走停停，我们一遍又一遍做工作，但行军速度还是越来越慢。第三天，她们干脆不走了。她们说：“我们要等张政委（指张国焘）的命令。”急得我们两人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我和刘采香急得哭起来，我们要她们北上，她们要我们南下，最后只能分手，我们俩继续北上追赶自己的队伍。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我们两人，说我们没能把四方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要开除我们的党籍。我们的眼泪忍不住又流下来，她们是没有北上，但是我们已经尽力做了工作。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他站起来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我们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认为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能够坚持走到今天已很不易，决定将女政治战士分送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较好的照顾。之后，我被分到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关心照顾下，走完了长征中最后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