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口述 龚喜跃整理
二○一○年十二月八日是国管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作为管理局的老同志，长期工作在机关事务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有责任将自己六十余年前曾随齐燕铭、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领导参与接收中南海的一段亲身经历记述下来，以示对国管局成立、改革、发展六十年辉煌成就的庆贺和对已故老同志的缅怀之情。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正值此时，我于十月一日由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调至设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的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时任处长申伯纯一直在位于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主持交际处日常工作的是副处长高铁英同志。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随着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进程也临近尾声。高铁英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要求交际处的所有同志，即时投入到接收北平的准备工作之中。他还让大家清理个人卫生和物品，有条件的抓紧时间拆洗棉衣棉被。他对大家说：“我们党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走出了丛林山沟，要进城了，要去大城市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了，我们要给大城市的老百姓和旧政府的军政人员留下个好印象，尽快改掉不讲卫生和满不在乎的游击习气。”我那时还是个毛头青年，拆洗衣被的事干不来，只是用毛巾沾肥皂水把棉衣棉裤上的污迹给擦了擦。
一月二十一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北平和平协定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了北平城防，北平解放了。就在这天夜晚，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的齐燕铭秘书长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三位处长。要求他们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去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
周副主席选派去北平打前站的几位领导，是经过他再三考虑认为再合适不过的。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抗战时期他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是党内不多的宏达博雅才子。一九四五年七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他就担任过副秘书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并长期分管国管局的工作。周子健是安徽人，一九三零年到北京读书，抗战初期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曾就任过国管局副局长。申伯纯是北京人，他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后曾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一九四一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之职，建国后也曾就任过国管局副局长。惟一和北平没有历史渊源的就是浙江人金城，他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交际处任处长，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位深受中共领导高度赞赏的优秀统战工作者。
申伯纯接受任务后当日赶回石家庄布置工作。二月一日上午率领我们首发小组乘坐一辆卡车赶赴北平，同车的小组成员有：郭西（人事秘书 女）、陈群海（保卫干事）、钟农、刘光、郑亮和我。另外，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和我们同车。交际处其他同志在高铁英的带领下则分批乘火车进京。车过河北正定，我们在华北大学带上了沙里、常捷、武治平、武再生（女）、郭原等十五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他们一上车，就给车上带来了激情和生机，一路高唱革命歌曲，向着北平高歌猛进。当天夜宿保定。由于了解到前面路况不好，次日只好换乘三辆马车继续前进，深夜在北平丰台火车站休息。二月三日晨，北平军管会派一辆卡车接我们进城。
我们进城那天，正是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大街举行入城式的日子。卡车在前门大街打磨厂胡同一家小旅馆停下，下车后我们与部分乘火车先到的交际处人员会合。在申处长的批准下，大家稍加洗漱就赶着上街去看入城式。
一出胡同就是前门箭楼，此时的箭楼已简单布置成一个阅兵台，城楼周围和前门大街两侧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部队从永定门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区，走在前面的是装甲车、坦克车、汽车和骡马拉的各种火炮，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部队，再后边是一队队扛着各种枪械的步兵。战士们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精神，充分展示了人民军队的正义之师、胜利之师的强大力量。受阅部队入城后，从前门箭楼右侧通过，随即拐进了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许多外国列强的驻华使馆区，平津前线指挥部有意安排解放军的入城式就是要走一走东交民巷，那里解放前整条街都不允许中国人通行，今天让这些欺辱中国人上百年的外国列强们看看，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从此再也不受列强们的欺压掠夺了。北平举行的解放军入城式，不但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是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为新中国、新政权的建设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二月三日凌晨，齐燕铭秘书长、周子健、金城处长连同随行的十几位民主人士从西柏坡出发也赶到了北平。他们刚一下车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追到了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为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会议代表们的下榻之地。
齐燕铭接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其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繁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为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得知申伯纯带交际处的人也已到北平，马上通知他到六国饭店齐的住所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就进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观看解放军入城式后，下午三点我们正在前门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从齐燕铭处回来的申伯纯，立刻对我和陈群海说：“你们俩马上去旅馆取行李，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和陈群海取来行李上了申伯纯由军管会带来的吉普车向中南海驶去。
车到新华门，见大门畅开并无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径直驶达丰泽园的大门口。下车后，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我们随申处长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頣年堂大厅。齐燕铭秘书长已经先到了，申见到齐后，齐让申立即找公园负责人谈话。申出去不大会儿，带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先生，他进来后毕恭毕敬地向屋里所有人点头施礼。申伯纯高声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它同志随后再来。他们两个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就睡在这里”。说完申将北平军管会盖有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他。那人静静地听完申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并到屋外叫人为我们去找床板，随后邀申去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不大会儿，来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群海在大厅西墙架起两张床，随即打开了各自的行李。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申伯纯和齐燕铭将要离去。临走时申对我们说：“今晚辛苦你们了，明天会派郭西，郭原等同志来。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一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保卫干事陈群海斜挎在腰间的手枪。
送走了两位领导，我和陈群海回到屋里。睡觉前我和陈群海决定到外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小岛，北平的早春二月夜幕来得快，才下午五点钟天色已是一团暗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边走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即生疏又神秘的房宅院落。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出了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有着军人素养的保卫干事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房上的贼人见状惊慌失措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了不远处的围墙。后来我们了解到围墙外是一所叫“四存”中学的校址，（一九五七年中南海改建时这里成为中办机要局的办公区）。蟊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进一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些国民党当局查抄的进步刊物。我无意中从地上捡起一本石印的小册子，《毛泽东论辨证法》几个醒目大字赫然眼前，战争年代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很难读到这样珍贵的书，惊喜之余已经爱不释手。我征得了陈干事的同意，将此书带回阅读。后来，这本书在交际处中传看，可惜不知传到谁手中再也没有归还。
回到住所，由于屋里没有生火，数九寒冬只能和衣而卧。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到三天来从石家庄到中南海的经历；想到上午观看解放军入城式的宏大场面；也想到了眼前身处的中南海。据史料记载，这里历史上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花园，史称西苑。一八八五年，五十岁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皇帝重修西苑，作为她“撤帘还政”后的颐养之所。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把中南海作为他的行宫；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这里成立了“北平行辕”；傅作义进京主政又把“行辕”改成了“剿匪总部”。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在内忧外患的摧残中已是满目疮痍，破烂不堪，如今不知何时又冒出个“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真是费人所思。眼下这处历史上的军政要地竟是城门洞开无人设防，难怪蟊贼横行。看来我们的接收任务将面临许多困难，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尽快为党中央的顺利入城，开创出一块安全、整洁、功能完备的大本营。就这样，我和陈群海满怀思绪地在即寒冷又陌生的中南海里度过了进京的第一夜。
二月四日早晨，交际处因故未派郭西、郭原同志来，只派了从石家庄带来的两位厨师，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吃饭时我留意察看了这幢宅院，它有一个十分儒雅的宅称“菊香书屋”。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南房“松寿斋”亦是南小院的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海曾住过松寿斋。走进菊香书屋，沿向北的甬道走二十余步就到了院子的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大字。紫云轩共五间正房，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书阅览之处，其中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久居此处也算是居有所归了。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匾下有副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凈香”，由此可推知当年其宅称所示的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放出来的。院内还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两侧，它们给这所凝重的老宅又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此宅因久疏修葺，虽说其建筑的漆饰已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格调儒雅的林伯渠进入中南海时会首选此宅作为办公栖息之处。当中共领袖毛泽东入住紫云轩时，已经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主人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它宅院进行了勘查。丰泽园的主建筑是“頣年堂”和“春耦斋”，它们那种宫苑书斋式的建筑风格显得格外素雅浑厚。尤其是春耦斋，单檐四角攒尖屋顶，灰筒挂瓦灰外墙，地上铺着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室内虽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富丽。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里一度成为机关干部和首长们休闲跳舞的场所，而頣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会的地方。頣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最先入住此宅，院里有座小楼，后来曾作为中办机要室的办公场所。从春藕斋往西，就是宿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走进静谷，门前有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此柏为静谷园中草木之一绝，其生死相缠，盘根错节的形态给人印象极深。院内散落的房宅很多，但大多破败陈旧，中央进驻中南海后，这里曾作为机关干部、警卫部队的宿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也曾暂住此处。
过了静谷再往西就是“卐字廊”，这是一组典型的水上建筑，其间有几条回廊勾联着水榭亭台，像“卐”字一样曲曲折折。中央入城后，书记处的少奇同志一家及中办主任杨尚昆，曾先后住过这里。
丰泽园里西北角上还有一个叫“纯一斋”的宅院，我和交际处的几个同志后来也住过这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城就住纯一斋。一天，院里施工，一个地井盖没盖好，晚上李维汉出来上厕所不慎落入井中摔坏了腿。原本由他负责政协大会的筹备工作只好交给了林柏渠。
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殿”，这是南海里一处最高最大的建筑，在它向南敞开的大门上，悬有康熙皇帝题写的“德昌门”三个大字，我们来时殿门紧闭，北平纠察总队已派人驻守（该总队是由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勤政殿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办公和开会的重要场所，连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平房叫“政事堂”是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了勤政殿向北就拐进了中海，我们沿海边没走多远就来到了一处叫“居仁堂”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车，许多国民党军起义的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东西。原来这里正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居仁堂是中南海里具有西洋风格的最庞大的一栋两层楼建筑，它的整个楼体结构与外部装饰与其周围的古建群落有着明显差异，极不协调。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的欧化雍容，堪称是西苑里最华贵漂亮的建筑。然而，若不是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就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里。
此处原本伫立着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联军统帅部就驻扎在中南海仪銮殿内，后因联军厨房失火，将仪銮殿烧毁。慈禧回京后，接受列强建议，在仪銮殿旧址上新建了一座西式洋楼，专门用来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一九零四年该楼竣工后，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7年后清王室灭亡，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当政，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场所并更名为“居仁堂”。后来，傅作义总部撤走，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就在此办公。
我们沿海边马路继续向北，在不远处发现有几排平房，房顶上架满了各种天线，一看就知道是一处电台工作室，那里仍有傅部的军政人员在工作。此地后来改建成室内外游泳池，毛泽东晚年就曾居住此地。
从宝光门往西就是中南海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怀仁堂”。，它那双重飞檐的门楼，红漆大门、红漆立柱、红漆门槛，加上它的大门南面有面很大的灰色砖雕大影壁，无处不显现出这座建筑庄重和威严。我们接收中南海后，重点修缮的除了勤政殿就是怀仁堂了。新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解放后历次重要的全国性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它是一处新中国之初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
在怀仁堂附近，还有许多以堂命名的院落，如后来中央统战部入驻的“迎春堂”；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庆云堂”；（大宅院可分住四户首长）还有彭德怀住过的“永福堂”，任弼时住过的“锡福堂”；董必武住过的“益年堂”和后来作为中南海业余文化学校校址的“喜福堂”等，这些宅院我们察看时，多为杂草丛生，陈旧不堪。因人地生疏，又没向导，我们只能是随处漫游，见房屋就看，见门开着就进，最后转到了中南海最北面的“紫光阁”附近。我们见到的紫光阁，古建上方的重檐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房檐上长满了杂草權木，门窗破损严重，后院的北门敞开着，一眼看到洞开的中南海北墙的一处小门，出了这座门可直通北海公园。此处行人可自由出入亦无人防守。我们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录了下来。
刚进中南海时每天开两顿饭，早上时间长，二月五日我利用晨练的机会独自跑步到南海的新华门。在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发现有一排平房，房前空地上停放着许多汽车。一问才知道这里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司机们为了生活大都离散，只有少数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车队守候。整个车队尚有各种车辆三十二部，由一个叫高鸿基的副队长负责守摊。解放军进城五天了，尚无任何单位接收他们，许多司机迫切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发现这个车队三、四天后，我受上级领导的委派接收了这个车队，该车队的接收为我们开展整治中南海、筹备新政协、成立政务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
那天我还独自闯进了座落在中南海东北角一处三面临水半岛上的“万善殿”。万善殿是座红墙金瓦式的古建庭院，院内松柏苍翠，有几棵巨大的千年银杏参天而立，殿宇楼阁极像一座皇家的寺院。万善殿院落的西门，顺台阶而下是个码头，隔水对面有座水中小亭叫“水云榭”。水云榭内，立有一块乾隆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碑刻。我在万善殿高大宽敞的正殿里发现这里有许多人居住，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军乐队，也在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有意思的是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中南海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其驻地又设在了万善殿。
回到驻地，吃过早饭已是十点多钟，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园听汇报。我们把昨天和当天早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齐燕铭听后急切地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有见到一个解放军战士，只是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听后揺摇头：“解放前的旧警察，不经过审察能相信吗？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留下空白，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一、今天把收集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二、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同时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三、立即联系我们的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四、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五、要求军管会在傅作义所部人员搬出中南海后立即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六、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近日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二月六日，我们继续勘查中南海，先后查看了东、西花厅和瀛台岛上的房屋情况。东花厅和西花厅处在中南海的西北角，这里曾是清末摄政王府的旧址。后来，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抗战后的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也在此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又将办公地设在了这里，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周恩来从丰泽园搬入西花厅，并一直居住到与世长辞。
与西花厅对衬的是后来李先念入住的东花厅，其建筑格局和西花厅差不多，也分前后两进院子，房子也有雕龙绘画，只是正房是座南朝北的，前院没有假山、水榭。
在对中南海的勘查过程中，我们最后去的是位于南海中心的“瀛台”了。瀛台除了凭一桥与南海北岸连结，是个四周皆被碧水环绕的小岛。
进瀛台需过一座汉白玉拱桥，此桥历史上曾是座能拉动的吊桥。过桥顺一漫坡台阶拾阶而上，迎面便是“翔鸾阁”，此为入瀛台之正门。翔鸾阁背南而面朝北，高两层，宽七间，左右两边展延出双层回抱楼，各有十九间，实际上是两座架在半空中走廊。翔鸾阁后面是“涵元门”，入门院正中是“涵元殿”、“香扆殿”，其两侧还建有“藻韵楼”和“绮思楼”，这四座建筑环拱中心是个大院落，当年康、乾皇帝经常在这里赏宴王公宗室，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个武器展览，就在此地设展。我们接收中南海时，许多同志都曾住过瀛台并在此办公。交际处有几个同志就曾住在岛上“补桐书屋”东北边的“待月轩”。从这个院落向北，有个六角形的亭子，立在山岩之上，草木之中，名为“镜光亭”。后来当了警卫局副局长的李钊，就曾住在镜光亭旁边。党中央刚进中南海时，好一点的大房子，略加修缮分配给中央首长居住或开会办公用，工作人员及家属，就四处找些犄角旮旯的破旧房子栖身，只要有间房子能支副床板睡觉，其它无从讲究。
二月七日上午，首先来到丰泽园的是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的李富坤同志（李奉中央指派进京参与罗瑞卿组建中央公安纵队），他今天来的目的一是了解中南海的现状，二是勘察警卫部队进驻的营房和警卫点的分布设置。此时的中南海，除摄政王府仍有北平市旧政府和民政局因需在此滞留办公外，其它闲散人员已基本清出，上述两个部门也于四月初全部撤离中南海。李走后不久，由新成立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一师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其团长是何有兴。李富坤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之职。
同天上午，齐燕铭与统战部的金城、周子健及高铁英带领的其他交际处工作人员一并进入中南海，一时间丰泽园里人气旺盛笑声一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安顿下来，大家随齐燕铭一齐察看了丰泽园和瀛台。回来后齐燕铭召集开会作出几个决定：一、申伯纯、金城去北京饭店主持工作，周子健在中南海主持工作；二、交际处工作人员日渐增多，不能都挤占丰泽园，应尽快清理瀛台的部分房屋，将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厨房设在瀛台；三、交际处的值班室设在丰泽园后院含合堂内的一座二层小楼内；四、进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马上进行职能设置和分工，尽快开展有效工作。
后经周子健与几位主要干部研究决定，将由石家庄、正定等地来的同志与从西柏坡、李家庄来的同志统一编组开展工作。当时拟定的主要工作有：一、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二、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六月底前共修缮房屋两千余间）；三、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四、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解放初，中南海里到处是露出水面的淤泥、杂草和垃圾，后经组织部队清出海底的淤泥达十六万立方。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垃圾也被彻底清运干净。）四、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周子健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工作职能和各组人员名单后说：“我们这一摊子，现在由我负责，我们主要是搞好中南海院内的工作，但也难免与外界打交道，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总得有个名称才好，我的意见暂时叫‘中南海办事处’如何？”大家听后一致鼓掌通过。周子健原本就是中央统战部的行政处长，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我们仍称他为周处长。就这样，我们最先进驻中南海的人自行设置机构，自己起了单位的名称。散会后有人跑到丰泽园的大门口，摘掉了那块“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旧招牌。从此，我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了对中南海的全面整治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党中央的顺利进城、为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即时成立，作出了它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也为日后国管局的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南海办事处成立后不久，我于二月二十一日奉命调离办事处，随申伯纯处长进驻北京饭店，开始了筹备新政协会议、接待民主人士，管理北京饭店新的繁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