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坐轿的和抬轿的

　　文/祁峰

　　清代对坐轿资格的规定繁缛细碎。据《清史稿·舆服志》：“满洲官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馀文、武均乘马。”满人坐轿主要看王爵、官阶和年龄，汉官稍微复杂些：京官以三、四品为界，三品以上京堂轿顶用银、盖帏均为皂色，在京轿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轿顶用锡，在京轿夫二人、出京四人；地方官以督抚和司道为界，总督、巡抚轿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轿夫四人，杂职乘马。此外，三品以上钦差大臣，轿夫八人；武职乘马不坐轿，总兵以上武将年逾70岁的，如不能骑马须请旨。

　　清代前期对坐轿资格规定相对宽松，顺治朝规定“不愿坐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据清人福格记载，清初京官中的汉人上朝时，很多骑马，其后允许坐轿，三品以上官员坐四人抬的轿子，四品以下坐两人抬的轿子。

　　清代中叶，京官出行风尚有所变化。乾隆初年“京官尚乘驴车”，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就变成三品以上官员乘轿、四品以下官员乘车了（《京尘杂录》）。乾隆、嘉庆年间，京官出行由坐轿改为乘车，道光初年恢复坐轿，同治年间三品京堂官以下没有坐轿的了（《郎潜纪闻初笔》）。清人福格记载，京官中的一二品汉官，均坐四人抬的轿子，三品以下不坐轿，也没有二人抬的轿子。清朝后期，坐轿的官员就更少了。据记载，光绪朝二品官员坐轿的也不多见，在京堂官多坐大鞍车（《行素斋杂记》）。总之，坐轿的越来越少，基本上限于高级官员。

　　官轿的灵魂在于“明尊卑、别上下”，如果僭越，就属于违制。康熙宠臣步军统领托合齐出行讲究排场，轿旁必有侍从骑马随行，一次被敢于较真碰硬的顺天府尹施世纶撞个正着。这位施青天高声斥责说，王爷出行才有骑马侍从，我以为是王爷来了，在路边拱手等候，没想到是你！当即表示要弹劾。托合齐自知理亏，只好服软赔罪。道光年间，江西学政福申的家人萧岱狐假虎威，四处招摇勒索，甚至夜间外出时，乘坐四人抬的轿子，悬挂学政官衔的灯笼，受到发往新疆给兵丁为奴的严惩；而学政福申因没有管好家人，“著交部严加议处”。紫禁城乃中枢所在，官员若未经特许就在紫禁城内坐轿，乃是大忌。嘉庆四年正月公布的和珅二十桩大罪，其中第三项就是“乘坐椅轿台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这一行为被视为大不敬。乾隆朝大臣朱筠和彭元瑞，交情深厚。一次，彭元瑞在西华门内不慎坠马，朱筠情急之下呼喊轿夫入西华门抬人。朱筠救人心切，仓促间犯了错误，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郎潜纪闻初笔》）。

　　清朝担心武将贪图安逸，因此规定武职不得违例坐轿。乾隆五年七月，皇帝听说江南武职人员大多不骑马、公然坐轿，谕令地方大员对此严加申饬。同治五年五月，泰甯镇总兵文俊，因违例乘轿役使官兵，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罚。武职坐轿为何屡禁不止？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坐轿安逸，无鞍马之劳、寒暑之苦；二是“前呼后拥、喧耀街衢”，有官范儿、有面子；三是役使兵丁抬轿方便。几个因素叠加，使得朝廷禁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清代既管坐轿官员，也管轿夫。比如，禁止轿夫聚众赌博。道光十六年，肃亲王府的轿夫葛三聚赌，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步军统领衙门要求王府将其他赌犯一并交出，王府护卫保硕借口这些人误了差事，已予革退，无从查核传唤，把步军统领衙门给怼了回去。第二天，保硕奉王爷之命回复步军统领耆英，要求严惩轿夫葛三。耆英不傻，当然听得出这话里有话，王爷的面子岂能不给？次日，葛三就被释放，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刑部审理认为，肃亲王对轿夫葛三长期聚赌失察，且临机处置不当，步军统领衙门相关人员“审案草率”。于是，道光下旨，肃亲王敬敏“交宗人府议处”，步军统领衙门相关审案人员交刑部议处，其他赌徒缉拿严办。这起案件的处理显然偏轻，而且治标不治本。轿夫聚赌的陋习难以杜绝，根子还是在涉事官员管理宽松软甚至包庇纵容上。

　　以上说的都是管的方面，还有不管的方面，那就是不管配备和经费。官轿兼具公私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公权力的符号；另一方面，官轿花费由官员自行负担，又具有私有财产的属性。明朝大贪官严嵩被抄家，家产中仅各式轿子就达35乘，包括竹丝骨花等轿、凉暖官轿、藤竹丝卧轿、骨花竹丝女轿、竹丝女轿等。官轿的双重属性带来一个问题：坐轿花费不菲，官员可能面临掏不起钱的窘境。

　　嘉庆二年闰六月，乾隆想提拔通政使司参议吴熊光。和珅说吴熊光官居五品，提拔他不符体制，主张提拔现已官居四品且久在军机处的戴衢亨。但乾隆主意已定，最终吴、戴同加三品卿衔。清人笔记提供了更多细节：和珅力阻提拔吴熊光，其中一条理由居然是“其家贫，大臣例开轿，恐力不办”，意思是吴熊光家里穷，（三品以上）大臣例应坐轿出行，恐怕他家掏不起这个钱。但乾隆横竖非提拔他不可，当即下旨赏吴熊光户部饭银一千两。朝廷赏银为新提拔官员置办官轿属于特事特办，而常见的则是和珅所强调的“例”，即官轿由官员自备。大清财政支出当中并没有“官轿购置更新费”这一项，坐轿须自掏腰包。

　　正所谓“几曾见、伞扇旗锣红黑帽，叫名官从来不坐轿。只一辆破车儿代腿跑，剩有个跟班的夹垫驮包，傍天明将驴套。”（《藤阴杂记》）普通京官有车坐、有跟班就不错了，很多连车都没有，正所谓“寻常部院官出无车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别於齐民”（《郎潜纪闻初笔》）。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出了趟差收入六千两银子，生活大为改善。次年一月的家信中，他高兴地说自己现在出门有车坐了，“无一处待步”。

　　普通京官坐不起轿子，地方官呢？雍正元年实行养廉银制度，远远超出正俸。地方官收入高，支付轿钱似乎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要花钱的地方同样很多。我们以曾国藩为例。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每年养廉银1.8万两。据张宏杰先生统计分析，曾国藩每年支出居然达6万两之多，法定收入还不到支出的1/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自律甚严，一不贪污二不腐化，这么大经费缺口怎么办？和清朝大多数官员一样，他靠收取陋规来弥补。陋规就是国家赋税之外多向百姓征收的部分，属于乱摊派乱收费，是摆不上台面却又被朝廷默许的灰色收入。据柏桦先生统计，明清时期有记载的陋规名目就多达521种（《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

　　从清朝对官轿的“两管、两不管”，多少能看出其财政制度的缺陷。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数目字管理”的问题。无法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这一难题同样困扰清朝。“俸银禄米+养廉银”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看似大幅提高了各级官员的收入水平，实则公私不分。官员替朝廷承担的办公费、人头费等刚性支出远大于法定收入，正常办公尚且力有不逮，安能望其遍行养廉乎？各地千差万别，维护各衙门正常运转，到底要用多少人员、要配多少资产、要花多少经费？包括坐轿在内，到底哪些应由朝廷负担，哪些应由官员自理？从理念到技术，都是笔糊涂账。这种制度缺陷，为清代官员收取陋规提供了内驱力，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而贪官污吏则借机中饱私囊。从表面上看，清朝低税率、低开支，实际上是高税负、高花费，既不科学、不合理，也不廉价、不廉洁。

　　（作者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