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明庄轶事

武治平

一、统战部的“外事”宾馆

一九四九年三月末，我从统战部接收中南海的工作组调到翠明庄招待所任总务干事。当时的翠明庄是统战部管辖的一个专门接待党外民主人士的“外事”宾馆，它地处天安门东侧的南河沿大街北口，比邻故宫东门。古朴典雅的大门楼顶和围墙上满盖绿色琉璃瓦，暗红色的两扇大门装饰着九十八颗黄色门钉，大门冲东对着南河沿大街，汽车可以直接开进院子。院内有一片空地，周围种植着许多杨树、槐树和榆树。院子北东相连着一座不规则的两层青砖楼，楼内大约有上百间客房。相传此楼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由国、共双方加上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此地为中共代表团首脑机关驻地，叶剑英、邓颖超、王震等同志曾在这里办公，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励志社（特务机关）所在地。翠明庄宾馆现在是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离天安门最近的三星级涉外宾馆。

我到翠明庄任总务干事，主要负责后勤管理工作。当时还未建国，翠明庄招待所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的民主人士，如陕北来的开明士绅刘少白，著名诗人戴望舒，音乐家马思聪，教育家张西曼，还有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等等。

招待所刚组建不久，工作人员不多，除了工勤人员外干部只有所长王傑（此人是个著名的诗人，笔名叫沙鸥。后任所长马正信，最后当了统战部副部长），招待干事林淇水、周曾铮，通信员张惠臣加我这个总务干事一共五位。那个年代，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各有不同的人生阅历，但到一起工作，相处得非常好，同志之间亲热极了，工作起来互帮互助，加上年轻，人人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都想为解放全中国，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出把力，做点贡献。

二、自行车的故事

我到翠明庄上任后，为了上街采购方便，所长让我去供给科领回一辆英国名牌“菲利浦”自行车。车领回后，同志们图新鲜都跑来观看，这个摸摸，那个摁摁，会骑的同志在院子骑上一圈，得意地把车铃摁得叮叮响。所长说这辆车今后归我保管，问我会不会骑，那年我才十八岁，年轻好胜不甘落后，看见别人骑车那种轻松自得的劲头，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会骑”。其实，那会儿我还真没骑过车。于是，午饭后趁没人看见，就把车推出了大门到外面的马路上开始练车。那时北京刚解放不久，大街上不但来往的车辆稀少，就是行人也不多。也许是我的悟性好，只练了半天就差不多能骑着跑了，当时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多美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只简单地擦了把脸就推着车子出了大门，来到大街上我一看没人，便跨上车子，骑着它歪歪斜斜地到东单菜市场去买菜。来到菜市场门口我一见街窄人多加上骑的快了些，想停下一时又忘了捏闸，摇摇晃晃地冲着路边斜扎过去，一下撞到了一位老人身上。我吓得出了一身汗，定神一看，前轮子直接插在老人家两腿之间，虽然没把人撞伤，可也把老人着实地吓了一跳。我赶紧下车扶着老人，又是赔礼道歉，又是掸老人裤子上的尘土。老人捂着心口刚要对我发脾气，一看我是穿着灰军服的“公家人”，气一下消了一大半，只是轻声对我说了句：“不会骑车就别上街，这要是把人撞坏了怎么办？！”说完就走了。我这才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赶紧去菜市场买菜。

说起来真是祸不单行，没过几天的一个中午，我骑车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来到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广场没有今天那么大），只见天安门前金水桥旁站着个警察，此外偌大广场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车了。我只顾低头猛骑，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穿长衫的行人背对着我也向东走，我心里还念叨着：“可别撞了人家”。说也奇怪，车到跟前偏偏不听使唤，冲着人家后背就撞了上去。那人挨撞后，向前趔趄了几步，还好没摔倒。我忙下车跑上去扶他，那人气冲冲地对我吼起来：“你看、你看！这么大的广场就我一个行人你还撞我，这不是成心吗？”我赶紧向他陪笑脸，连声说：“对不起，我刚学骑车没几天，任务急不骑不行，请您原谅。”那人看清我身上穿着八路军的灰制服，年纪又小，也就再没说啥，掸掸身上的土走了。

两次撞人，使我体会到，刚解放那阵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诚拥戴的，连我们不慎侵害了人家，老百姓也能给予谅解。那时的人际关系，军民关系真好，用现在的话说，共产党一进城就创建了一个“和谐”的新社会。

    我当总务干事那会儿，每天上街买米、买面、买菜，不管买多少东西，都是自己用自行车往回驮。那时刚解放，我有一种幼稚的看法，认为雇三轮车往回拉东西就是“剥削”三轮车工人。其实，三轮车工人也是凭劳动吃饭养家。记得有一次，我骑车驮了二百多斤重的鱼、肉、菜回招待所，一路上把车压的吱吱直叫，回来后同志们一边帮我卸车，一边埋怨我为什么不知道雇辆三轮车，我只是一笑了之，心想：“雇车不是还要花公家钱吗？！”

由于经常驮鱼、驮肉，自行车上的电镀都锈蚀了。一辆新车，我骑了半年多，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调往政务院工作时，一交自行车，人家就推上车子找到所长，所长看着锈迹斑斑的车子把我狠狠地批一了顿，说我只顾用车，不会保养，不爱护公物。挨完批回来问同事：“啥叫保养啊？”把同志们都逗乐了。那时年轻，又刚进城，好多事都闹不懂，常出笑话。

三、赔了二千四百元

北京刚解放那阵儿，无论部队、机关一律实行“供给制”，什么是“供给制”当时我也说不清，只知道我和机关大多数同志享受“大灶”待遇，少数领导和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可以吃“中、小灶”。我们每月的伙食标准按市价九十斤小米计算，刚进城时流通的旧币，一斤小米的市价是一千零五十五元，一九五四年发行新币后，旧币一万元可以折合新币一元。干部每月发津贴费二千四百元，折合新币只有二角四分钱，供个人买些牙膏、肥皂等零用。其它如衣服、鞋帽、被褥、住房、家俱、办公、出差、医药、交通等一切都由公家包了。甚至于有小孩的同志，小孩入托也由公家负担，如另有所需，则经批准后实报实销。总之，当时属于个人支配的只有那二千四百元钱（二角四分人民币）.

那时候，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晚上上了床才算下班。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我要管单位的伙食，天天都得工作，也就没有星期天。好在那时年轻，没有妻室儿女的拖累，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既习以为常，也觉得生活很充实快乐。

我在翠明庄当总务干事，实际上采购、保管、出纳、会计、管理员都是我一人兼任。每隔几天拿上采购单据到供给科报一次账，领回周转金，每张单据上只要有我和所长的签字就给报销，没有发票开白条也可以。这是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办法的事。所长专心抓民主人士的接待服务工作，后勤管理这摊事一古脑全都交我负责办理。那时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都很信任，大家都是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满腔热情地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谁也不会为了贪图私利和安逸去犯错误。虽然工作中有许多制度，办法不够完善，但大家都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去诚心诚意地干好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月底一算帐，发现现金少了二千四百元，深感自己工作失误，办事不够细致，马上想到的是不能让公家吃亏，就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给补上了。当时觉得，只有这样做自己才能心安理得。从此，自己在管理钱财帐目的工作上再也没有出现差错。

当总务干事那阵儿，全国还没有解放，前方还在打仗，上级有句口号叫做“一切为了前线”。为此我平常很注意节约粮食，采购的米、面就存放在我的住房兼办公室内，每顿饭有多少人吃饭，用多少粮食，我都计算好后让炊事员来我房里，亲自拿称称给他。由于我平时注意观察，精打细算一顿饭下来，我若预计能剩下五个馒头，一般上下不会超过三个，连炊事员都佩服我的“精明”。常住翠明庄的客人反映，同样的伙食标准，在翠明庄招待所用餐，吃得明显比其他地方要好。为何能这样，我想当年无论在年龄、文化、阅历、经验上我都没有任何优势，有的只是一颗为党为人民忠诚服务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