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务工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庆祝国管局成立50周年)

机关事务工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

——访我局第一届老领导周子健同志

　　周子健同志于1950年至1952年曾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前身——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国管局成立50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周老。周老是正部级老领导,86岁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回忆当年,周老侃侃而谈。　　机关事务工作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工作又是开创性的。机关事务由于其围绕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的特殊地位,因而要求高,稍一疏忽就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万事开头难,无章可循,更增加了机关事务工作的难度。所以,当时我局许多事都是直接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对事务工作很重视,亲自过问、亲自指导,甚至亲自去做,如接待外宾宴会规格,出席宴会的人员,宴会菜单、座次等细小的事情都是总理亲自确定。凡是毛主席出席的会议,我局的工作人员认真布置完会场后,周总理总是再仔细检查一遍,重点是第一排的桌椅,尤其是毛主席的座位,看安放的平不平,桌椅结实不结实等。周总理这种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们从事机关事务工作的同志树立了光辉典范。新中国成立不久,波兰大使递交国书后,毛主席宴请波兰大使,周总理出席。如何拟定一个菜单,饭菜不能多,要体现节俭,同时又不失大国的气度,我局有关人员费了一番心思。宴会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宾主双方谈笑风生,但宴会的最后一道汤菜差点出了问题。这是一道冬瓜汤菜,冬瓜块上刻着“　”字,与法西斯纳粹的徽标( )极为相似(只是字体方向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民受到法西斯残绝人寰的迫害,对有关纳粹的象征极为敏感。周总理从波兰大使眼神微妙的变化中,看出大使误会了,忙对大使解释说,这是汉语中的“万”字,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大使听后,又露出了微笑,出乎意料的、短暂的误会很快过去了。看起来准备宴会完全是事务性工作,可其中有着很强的政治性。1951年,接待原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当时,翁文灏从香港来京,一位领导交代交际处处长王拓去火车站接翁文灏并安排在北京饭店住宿。由于翁文灏的“战犯”帽子还没有摘,王拓提醒说:“这样安排是不是合适。”结果这位领导还是固执己见。翁住进北京饭店后,很是神气,又摆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架子。按规定,我局将接待翁文灏的经过很快写成报告报周总理。周总理把齐燕铭(政务院副秘书长)、王拓和我找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说翁文灏现在仍是“战犯”,是谁让你们这样高规格接待的,为什么事先不报告?最后,周总理明确指示将翁安排在王府饭店(即后来的中国照相馆)。1950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东欧某国大使呈递国书,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秘书长林伯渠,总参谋长聂荣臻等。聂荣臻提前来到了会见的地点——中南海勤政殿,他意外地看到礼兵战士的服装上着了领章和肩章,十分生气。当时,典礼局的工作由我局承办,聂荣臻就问我局的同志,这是谁定的,并说这么大的事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委主席才能决定,其他人怎么能随便定,他要求在外宾到达之前,立即将领章和肩章扯下来。当然,这些事的发生都有特定的背景,是机关事务工作探索前进的过程。总的来说,机关事务工作政策性强,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应将事务性工作当成政治工作来做,不就事论事,就会少出问题、少出毛病。看一看国管局机关大门内影壁墙上“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几个大字,这是国管局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写照,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本刊记者　陈庆修)2000年　第6期　《中国机关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