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央机关

白振刚

1959年到1962年，在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中央领导自减粮食定量，采植野菜补充粮食

1959年春，国家将每个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要求粮食定量低标准，并以瓜菜代替粮食。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中央最高领导人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度过难关。

中央最高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开始重新核实定量，先由个人自报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一样，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于是，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0年1月9日，国管局在粮食部召开中央机关参加的现场会，推广该部食堂采用的“粮食食用增量法”的经验。3月初，根据对52个中央机关101个食堂的调查，有95个食堂适应压缩粮食定量，实行了“粮食食用增量法”。“粮食食用增量法”的具体操作方法很多，以大米为例，中央机关食堂采用的就有“三蒸做饭法”、“双蒸做饭法”和“泡米蒸饭法”等数种主食增量加工方法。

“粮食食用增量法”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破坏了食品的营养。因此，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就想出另外一些办法，作为粮食的补充和替代品，他们决定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植物，同粮食掺和在一起搭配着吃。

最开始时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等。将采来的野菜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儿大一些。后来自然生长的可食用的植物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开始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通的是一种叫“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人们把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自己动手发展机关副食品生产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度过难关的方针是，组织中央机关发展副食品生产。国管局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作为实施这一方针的职能机构，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1年1月6日，国务院批转习仲勋副总理《关于两年来中央国家机关的副食品生产的报告》中说，中央国家机关的副食品生产是从1959年春天，副食品紧张以后才大搞起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央机关51个单位，共建立了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养猪35280多头，鸡鸭10．5万多只，奶牛500多头，耕牛560多头，毛驴700多头，羊1．36万多只，兔8100多只，鱼463万多尾，蜂1280多箱。当年粮食和饲料作物共收获1086万多斤，蔬菜2000余万斤，蜂蜜3．6万多斤。这些农畜产品为机关食堂副食品的供应解决了很大问题。同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国管局《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副食品生产工作的报告》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基本实现机关副食品生产自给。

1963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副食品生产基地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共撤销副食品生产基地171处，退地9．1万亩。将原有副食品生产基地从上半年的333处减少到162处，耕地从上年的21．5万亩减少到12．4万亩。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机关各部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到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号召，组织机关党政领导和干部轮流下食堂，通过参加劳动，改善食堂工作。国管局把实行“政治到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工作制度和发展机关副食品生产的实际效果结合起来，组织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按照地区设立协作组，召开现场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推进工作。当时，冶金部、一机部、煤炭部、石油部、外贸部、粮食部、国家计委、地质部、商业部、新华社、广播局、中直西苑机关、中央党校等部门的“政治到食堂，书记下伙房”工作制度做得比较优秀，受到表彰。

实行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副食品特需供应的办法

1960年9月9日，国管局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汇报《关于对在北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的情况》。汇报指出，今年初国家经济情况已经十分困难，市场供应相当紧张，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还采取降低城市人口粮油定量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8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关于对在京的局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指示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特需供应办法分为三类：给予肉、蛋、糖、烟四类副食补助。中央机关的此项工作由国管局负责具体办理。照顾对象是党外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党内副部长以上干部。8月初，国管局全面展开工作，边审核名单，边发特需供应证，边补助。汇报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发［60］633号通知，已发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证2345个，其中党外的1754个(中央机关1080个，北京市674个)，党内591个。到10月10日，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证已发2462个。当时受到照顾的同志对党的关怀非常感激。

当年10月26日，根据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特需供应，禁止走后门的指示》的具体规定。除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不予降低外，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从11月份起实行。这项特需供应到1963年7月，随着市场上副食品供应情况的显著改善，逐步取消了。

“三年困难”期间，中央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北京市和其他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下，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中枢和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保证了中央机关70多万职工和200多万职工家属的基本供应，使他们度过了难关。中央机关事务（机关后勤)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1960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中央党、政、军机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表彰在度过难关中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机关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的光辉业绩都被载人了史册。

贯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

1961年12月11日至2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招待工作会议。陈毅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这次“兴师动众”召开这么大的对内招待工作会议，表示了党重视这个工作，特别是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性、政治性。现在有些人用公款请客，大吃大喝，这个钱花得令人痛心，这是对不起老百姓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北京老百姓不止一次地写信来抗议，说副食品那么紧张，为什么要举行那么大的宴会，周总理说抗议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宴会的规格降下来，一般的招待副总统、副总理，可以改在小餐厅里，有四五桌就行了。总之，我们要在整个招待工作中提倡勤俭节约精神，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1962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内招待工作的规定》。规定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全面地持久地厉行增产节约。在目前时期，更需要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在非生产性的费用方面实行最大限度节约。这样就更有利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国家的招待工作必须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坚持生产第一、生活第二，政治第一、物质招待第二的原则；必须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反对铺张浪费和特殊化的不良风气。

1962年5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招待所由国管局统一管理起来。一般会议不住饭店，在招待所召开。中央机关带头，全国招待部门上上下下都努力贯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这不仅促进了政府部门勤俭廉政建设，而且对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