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拿什么打动客人

——《金城文集》读后感

● 李占元

    为争取政策和资金，赢得关注与合作，各地对公务接待高度重视，接待硬件日益高档舒适，接待费用居高不下。公务接待部门做服务更是心细如发、如履薄冰：迎送宴请步步到位，接待规格处处讲究，时时精心，事事精细，似乎接待是否成功，服务关乎一切。
    然而，《金城文集》告诉我们：延安时期，公务接待之所以打动客人，最根本的，不是靠接待服务上的生活优待、礼仪周全，而是靠我党领导下的延安军民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象，靠共产党人天下为公、艰苦奋斗、坚定自信的坦荡胸怀。
    那时，延安物质条件艰苦，公务接待硬件可以说是“寒碜”：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的“特级”客房就是一临街小院的三间平房，内里摆设不过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凳子。“向北的那间房里的桌子只有三条腿，必须把缺腿的那一面靠墙倚放，才能供客人写字或进餐使用。”毛主席到交际处来会客聊天，“每次只让服务员泡上一杯浓浓的绿茶和准备一包纸烟，有时还加上一盘酱油瓜子，就算是主席与客人最丰盛的茶食了。即使彻夜长谈，也不必准备夜餐。”在大生产运动中，交际处的同志们自己动手，开凿窑洞，自建客用平房、餐厅、会客厅，开荒种菜，自制糕饼酒水，自办供应食品的“足食园”，甚至自制客房中的沙发：“在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土印花布”……
    然而，延安深深打动了来访客人们的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青年的使者代表们对延安印象之好，就连陪同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了十三个地方，印象最好的还是延安。”陈嘉庚延安之行后公开宣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么，打动客人的又是什么呢？
    对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来说，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上级没有官僚架子，下级敢于负责办事，公务从未互相推诿”，这与国民党腐朽衙门作风迥然不同的工作效率；是交际处用旧报纸糊信封，写信简洁明了没有客套，连给毛主席写信也用粗糙的毛边纸和报纸糊的信封而绝无‘不恭敬’之虑的做法，是这些做法中共产党人的清廉和民主。对国民党将军卫立煌来说，是抗大和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关系以及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对绅士代表团来说，是学校里、街道上的青年人“虽然生活艰苦，却有健壮的身体和乐观、不倦怠的精神”，是延安“好比新发的大户人家，一个个克勤克俭地创家立业的上升气象。”
    同样是接待陈嘉庚率领的慰劳团，国民党极尽手段，一方面在宣传上大做手脚吹蒋诬共，“一方面对慰劳团极尽拉拢之能事，准备了八万元的招待费，并为陈先生等人安排了两处豪华舒适的住处，……接见、参观、浏览，一日数宴地款待”。相形之下，延安的接待就要朴实简单得多。《金城文集》对本次接待的具体细节没作过多交待，但当时接待条件之简陋从一件事可见一斑：与陈同行的筹赈会李秘书上车时碰破头，到医院所住的单人病房，还是从临时腾出来的一间仓库布置出来的。然而，延安接待却让陈先生一行“对我们由怀疑而转为同情信任”，并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论断。又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这样的转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呢？是陈先生亲眼目睹朱总司令与抗大学生打篮球赛的情形：临时受邀后，“朱总笑着，爽快地把外衣一脱，顺手扔给我，让我陪陈先生他们去休息一下，自己就跑上场去了”，并且和学生们你争我夺玩得热火朝天。是这其中的上下平等、亲密无间；是两个华侨女生走十多里夜路而无安全之虑所折射的延安良好的治安秩序；是边区百姓“豆子选举”所反映的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实行民主为老百姓办事的精神……是这些细微处中闪烁的延安精神，让陈嘉庚一行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希望，深深打动了他们。
    尽管急需各种人才，延安对各地投奔而来的人员的接待，实行的却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让来者根据在延安及其他地方生活的切身体会自由选择去留，不干涉，不强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和自信啊！然而，延安精神魅力四射，仍象磁石一般吸引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青年才俊。
    对客人，公务接待是礼待之，情动之，理服之，然而最终打动客人的，不是物质消费的高档与奢华，而是精神力量的可敬与感召，不是迎来送往热情款待之“礼”，而是一个地方蓬勃向上、奋发有为之“理”。这对于当前我们的公务接待工作，是否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呢？
                                                                               （作者单位：武汉市委市政府接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