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深入生活，
才能抓住最真实的瞬间

——著名作家黄传会谈报告文学创作

     满怀深情
    大家最早知道我，是因为我跋山涉水去写希望工程、去为希望工程呐喊。我们知道，有一些默默无闻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孩子，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过去，人们不知道他们，他们更是无从知道外面的世界。在1990年早春，我穿着海军军装来到了广西平果县汤那屯，就是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小山村的贫困状况，真的是非常受到震动，最后满怀深情地写下了那个村庄里5个少女的灰色故事。我自己也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篇报道是国内最早涉及希望工程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后来《羊城晚报》转载了其中章节，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社会捐款达26万元之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人振奋的是，由此汤那屯盖了一所希望小学，修筑了一条路，通了电。

   这次采访对我而言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从来没想到一篇文学作品能这样的深刻改变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从此以后，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了长途跋涉，接连跑了7个省（区）的21个贫困县，现在我回忆，感到这真是对国情一次深入的了解，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一次真实的考察。由此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老作家冰心先生还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推荐文章，也引起了读者和社会广泛的关注。
     刻骨铭心
   希望工程之后我又开始写乡村教师。这是在采访希望工程的时候想到的，那时我被乡村教师的奉献精神感动。可以说，他们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举两个实实在在的故事。第一个发生在山东冠县，也就是著名电影《武训传》里那个武训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当了近30年民办教师的戴修亭，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何时能够转为公办教师。就在我去采访的前一年，终于轮到他可以转公办了，但那时候他却得了晚期肝癌，填完表，还没待批下来，人已故去。戴修亭老师的女儿接过父亲的教鞭，而父亲只给她留下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还有7000元的债务。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河北涞源县，那里有一个名叫李恕的教师，上个世纪5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便到村小学任教，村里凡是识字的都是他的学生。我去采访时，陪同的当地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李老师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月请多批给我一斤煤油,年岁大了，眼花了，晚上批改作业要点亮些的灯，现在定量供应的煤油不够用。
   类似刚才那两个故事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是这些场景，让我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为他们这样一些人讴歌，为他们做点实事，所以才有了《中国山村教师》。令我欣慰的是，凡是书中写到的教师，命运都得到了改变。

   贴近生活
   正是写希望工程和山村教师决定了我的写作关注和方向。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城市里，我发现了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农民工，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们，那些新生代农民工；还有离我们千里之外的海岛上，有那么一批为守护祖国安全、坚守在自己岗位的战士们。
   在写作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愈发感受到，只有不断深入生活，才能抓住最真实的瞬间，才能凝聚打动读者的最为真挚的感情。为了撰写《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我不只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披上军大衣骑自行车，跟在一个骑三轮车卖菜的农民工后面，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为了写《孤岛十个春秋》，了解一个守护靶标10年的靶标兵的生活，我上岛与这位战士一起生活、工作，由此我才知道，为了收听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的实时广播，因为信号不好，时断时续，这个战士就拿着收音机在孤岛上跑来跑去，不断地调整方向和位置。后来，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天涯并不遥远》的电影。
   正如有人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文体，它不能像小说家和诗人那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只要你贴近生活，就会发现生活中蕴含着最曲折的故事、最独特的细节、最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