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宴知多少（上）

祁  峰

    “国宴”（State Banquet）通常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招待国宾或在重要节日招待各界人士而举行的隆重宴会，如北京APEC会议上的国宴、G20杭州峰会上的国宴、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等等。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对于国宴是这样描述的：“（国宴）是宴请活动中规格最高的招待形式，具有礼节性强，形式上讲究，标准规格高，程序规则严，政治影响大的特点”（《人民大会堂国宴菜点精选·前言》）。回顾历史，清朝的国宴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举办的，有什么基本特点？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清朝的国宴。
    在清代，朝廷宴会是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成书的《国朝宫史》将宴会归入《典礼》，排序仅次于记录皇帝谕旨的《训谕》，足见宴会受重视程度。其中，具有典型国宴特色的，是号称“君酢臣醻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的千叟宴。千叟宴，顾名思义，即千名以上老年人参加的宴会，在清朝共举办过4次，分别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和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千叟宴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为什么要在这一年举办？因为康熙八岁登基，这一年他六十周岁。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礼部奏请筹备第二年的圣上六旬万寿典礼，未获康熙批准。礼部不敢再议，但各省百姓却纷纷自发进京为皇上祝寿，民众之多，“不计其数”。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即六旬生日的前一天，康熙侍奉皇太后从西郊畅春园（现北京大学西门对面）还宫，沿途几十里只见祝寿官民夹道拜迎，各省民众还在西直门外本省龙棚下集体接驾、从容观瞻。康熙遍赐老人寿桃及食品，传谕大学士说，天下老人千里迢迢进京为朕祝寿，怎么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呢？于是，康熙决定赐宴，凡六十五岁以上的都允许入席，并敕宗人府选择六七十名年龄在10-20岁之间的皇子皇孙，届时到场为老者敬酒。
    三月十八日，康熙六旬寿诞庆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他不无感慨地说，“自秦汉以下，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当天，各省来京祝寿的民众来到正阳门内礼部指定地点，集体向康熙行礼。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在畅春园设宴，款待“直隶各省汉大臣士庶人等”，共计4240人，其中：90岁以上的33人，80岁以上的538人，70岁以上的1823人，65岁以上的1846人。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在畅春园再次设宴，款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共计2605人，其中：90岁以上的7人，80岁以上的192人，70岁以上的1394人，65岁以上1012人。康熙要求皇子皇孙为老人们敬酒并分发食品，并传谕老人们不用起立，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由人搀扶到御座前，他亲视饮酒，“各赐老人白金有差”。三月二十八日，康熙在畅春园第三次设宴，这次请的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妇人”，皇太后与康熙“亲视颁赐茶果酒食等物，其余令诸皇子率宗室子以次颁给，又赐大臣妻衣饰綵段素珠银两”，四月初二日，赐“年老妇人白金有差”。康熙创设了千叟宴这一国宴形式，当时并无专称，其得名是在第二次千叟宴上。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正月，在乾清宫宴请65岁以上的在职、退休和罢斥官员，这次规模要小很多，共计1020人。据《东华录》记载，宴会分两天进行，先是宴请“八旗满洲汉军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隔了两天，宴请“汉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这次千叟宴延续了以往的作法，由皇子皇孙们为赴宴的老人们“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其中包括12岁的爱新觉罗·弘历，即后来的乾隆。这次宴会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康熙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并要求与宴满汉文武大臣官员各作诗以纪其盛，这些诗篇后来编成《御定千叟宴诗》，千叟宴即由此得名。
    千叟宴在雍正朝没有举办，因为雍正即位时45岁，在位13年（公元1723-1735年），驾崩时不到60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登基五十周年暨七十五岁寿辰，展示大清国力之强盛、体现“优礼耆年之至意”，乾隆打算效法祖父康熙，也举办一场千叟宴。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九下旨，正式确定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举办千叟宴，要求“各该衙门敬谨预备”。这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庆典，提前3个月开始筹办，应邀赴宴者来自四面八方，称得上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首先要确定赴宴人员。据《乾隆朝军机处上谕档》，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明正举行千叟宴，中外大小臣工耆庶年逾周甲者咸得预宴”。起初，年龄标准定在60岁，其中在京四品以下官员65岁以上者方准入宴，赴宴人数定为2000名。但很快就发现名额不够用了，于是增加1000名，并且放宽了年龄标准，在京四品以下官员，无论现任原任，凡年过60岁的，都允许入宴，“用昭普锡春祺、加惠耆臣之至意”。军机处遵照乾隆谕旨，火速行文各地总督、巡抚、将军，要求将当地符合年龄条件、身体健康且愿意赴宴者妥善送至北京。
    笔者根据乾隆朝《钦定千叟宴诗》记载的信息作了统计，3000名入宴者平均年龄70.41岁，最年长者是105岁的福建莆田人郭钟岳。这位郭老可是传奇人物，100岁时还身板儿硬朗，到京参加科举考试，乾隆钦赐进士。乾隆四十九年南巡，104岁的郭老到浙江迎驾，乾隆赏他国子监司业衔。清代国子监司业为正六品，职务相当于国立大学名誉副校长。到了乾隆五十年，郭老以105岁高龄躬逢盛筵，作了一首58句、406字的长诗，称“从今岁月总恩赐，老觉精神更抖擞”，传为佳话。赴宴嘉宾中，有我们熟悉的吏部尚书刘墉（时年66岁）、兵部左侍郎纪晓岚（时年62岁）等等，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乾隆的宠臣和珅。如此盛大的国宴，没有他的身影，为什么？因为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此时三十来岁，虽已官居一品，但年龄不够，只好幕后忙碌。
    谁能参加宴会，年龄是天然标准，此外还有其它考量。比如，关于陪同的家属，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下旨，允许90岁以上的老人，由子孙一人扶掖入宴；70岁以上的文武大臣，视自身情况，如有需要也可带子孙一人。此外，一些人作为特邀嘉宾，也在入宴之列。比如，乾隆的长辈中有一位叔叔健在，名叫允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下旨邀请允祁入宴，“著给予郡王品级”，以体现尊亲之意。因此3000名嘉宾中，排序第一的是他的叔叔、时年74岁的郡王品级多罗贝勒允祁。再如，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永吉的南河副将，论职务本不在入宴之列，考虑到他曾加总兵衔（正二品），且长年从事黄河水务工作，在河南堵筑黄河漫口工程中有功，因此乾隆下旨，要求南河总督李奉翰通知李永吉，于年底前赶到北京参加宴会。可惜李永吉在治黄工程中积劳成疾，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病故。乾隆闻奏，“殊堪悯惜”，赏银五百两作为治丧费用，“以示优恤”。还有一个群体值得一提，就是马甲。马甲即马兵、骑兵，又称骁骑，在清代官员九品十八级的职务序列中找不到，但赴宴人数却最多，达575人，占嘉宾总数的19.17%。这既与乾隆重视骑射的尚武精神有关，也体现出千叟宴向普通兵民开放的一种价值取向。
    千叟宴的嘉宾来自五湖四海，以内宾为主，同时还有外宾，即藩属国的使臣。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被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苏禄（今菲律宾所属苏禄群岛）、缅甸、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奉为宗主国，其中与朝鲜国关系尤为密切。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由礼部迅速行文，要求朝鲜国选派两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官员担任贡使，赴京“预兹盛典，共沐光荣”。很快，朝鲜国国王就选定了正副贡使赴京，且于常例之外，增加了棉布席纸等贡品。清朝对于藩属国进贡，向来采取“薄来厚往”的作法，此次也不例外，还额外加赏。乾隆钦定了九种赏赐之物：如意一柄，闪缎四匹，玉器二件，章绒四匹，锦四匹，红洋毡一板，大彩四匹，红羽段一板，雕漆盒四个。国宴前一天，朝鲜国使臣李徽之、姜世晃献上庆贺千叟宴诗二首，乾隆又赏赐八丝缎各一匹、绢笺各二卷、笔各一匣、墨各一匣，以示优礼。邀请使臣参加千叟宴，深化了宴会的政治内涵，进一步密切了清朝与藩属国的关系。
    筹备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准备礼品，这是从康熙朝千叟宴就有的传统。礼品既要体现国家气度，又要对老年人有实际用处，这着实让内务府等部门下了番功夫。就拿入宴者人人有份的寿杖来说，据《乾隆朝军机处上谕档》记载，筹备工作启动后，总管内务府大臣发现，内库所藏寿杖仅114根，缺口很大，于是要求两淮盐政全德立即购置2000根寿杖，以备赏赐之用。随着赴宴名额增至3000人，内务府又紧急联系两淮盐政，要求再购置1000根寿杖，务必于年底封印前送到京城。这批由两淮盐政采办的寿杖名叫鸠杖，以黄花梨木为杖身，整只犀牛角雕刻成鸠鸟形状为杖首，做工精湛，坚实耐用。翻开《钦定千叟宴诗》一书，很多赴宴老人都在诗中提到了鸠杖，足见这份“国”字号礼物多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