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话紫金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中，有一处静谧雅致的所在，它就是隶属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紫金宾馆，其主要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利时公使馆旧址。它位于东交民巷与台基厂大街交汇处的东南角，南临崇文门西大街，西与首都宾馆遥相呼应，西北方向与法国公使馆旧址隔街相望，北面则为圣米厄尔教堂。紫金宾馆与比利时公使馆有何渊源？这还要从晚清的一段往事、一位大臣说起。

　　话说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原本属于同一条胡同，称作江米巷。明代修建棋盘街，将其一分为二，西边的称作西江米巷，东边的即东江米巷。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进驻东交民巷，此后多国陆续在此修建使馆，东交民巷及其周边渐成中外杂糅之地：既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銮驾库、翰林院等衙署，又有多国公使馆，还有肃亲王府、裕亲王府、大学士徐桐、兵部尚书徐用仪等王公大臣的府邸和民宅店铺。比利时公使馆距离东交民巷不远，位于崇文门内大街路东、东单牌楼以北，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沿用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翌年在东交民巷新建，其所在地正是大学士徐桐的府邸。

　　徐桐字豫如、号荫轩，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汉军正蓝旗人，户部尚书徐泽醇之子。据《清史稿》本传，他历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乃晚清保守派官僚的代表，《清史稿》称其“崇宋儒说，守旧”，对西洋持极端排斥态度。当时满清的近支王公中，有一半都是徐桐的弟子，其余的也都以徐桐为楷模，“王公、贝勒咸奉其言为圭臬”（王彦威《西巡大事记》），连慈禧太后都对他优礼有加。但大学士也有烦心事儿：以徐府为中心举目四望，东北方向与意大利公使馆比邻，西北方向与法国、日本、西班牙三国公使馆相望，向西则依次是怡和洋行、德国公使馆、汇丰银行。据说徐桐曾写一副对联，上联是“望洋兴叹”，下联是“与鬼为邻”，堪称痛心疾首。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一带兴起后，徐桐对以“扶清灭洋”相号召的义和团表现出极大兴趣，“首先赞为忠义，目为良民”。京城内外，义和团与教民、洋人的冲突不断加剧，位于东交民巷的列国使馆岌岌可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初四，北洋大臣裕禄电奏朝廷，英、美、意、日、法、俄等国356名官兵，以保卫使馆和教堂为由，从天津乘火车进京。不久，日本向使馆增兵，德、奥也分别派兵，各国护馆兵力前后达到近500人。

　　此时的北京，义和团已布满外城。正当清廷感到“蔓延太甚，剿抚两难”之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奏请借助义和团的力量，“驱逐洋人，雪累朝积恨，尤应先灭除各国驻京使馆”。御前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各执一辞、争论激烈，慈禧犹豫不决。徐桐和内阁学士联元出了个主意，奏请先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列国在京使馆，限48小时内离馆赴天津，否则即兵戎相见，这个意见被慈禧采纳。

　　照会发出后，徐桐沉浸在“天朝上国”对夷狄大张挞伐的兴奋当中，放言曰：“中国当自此强矣”。王公、贝勒、大学士、尚书等人坐了一屋子，受此盲目乐观情绪感染，“贝勒等跳踉，意甚得，几有灭此照食之慨”。当时有位名叫吴纬炳的翰林院编修，被朝廷派往甘肃当主考官，前来辞行。徐桐说，你这趟差出得好，等明年回京时，就一个洋人都没了，重现清平世界。这位吴编修挺认真，请教徐桐说，京师是恢复了清平世界，可是外省的洋人怎么办？徐桐闻言变了脸色，瞠目叱之曰：“不逊！”

　　各国使臣接到清廷限时离京的照会后一片哗然，表示万难从命。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代表各国使臣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议延期离京事。当行至东单牌楼北大街附近的西总布胡同西口时，恰逢京兵从崇文门会操归来，克林德以为是义和团，率先从轿中开枪射击，结果被一拥而上的京兵所杀。次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对各国宣战。徐桐和礼部尚书崇绮趁机奏请：“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忿”（《庚子事件清宫档案汇编》卷一）。

　　《宣战诏书》下达次日起，京城中攻打教堂的行动开始蔓延为大规模劫掠，东交民巷周边“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东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四十三）。曾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的尚书孙家鼐，家中被洗劫一空，儿子被抢得只剩下短衫，徐桐府同样未能幸免。时任比利时公使的姚士登（M.Joostens）曾被问及对局势是否担忧，他表示不怕：“因为我们是个中立的国家”（兰道尔﹙英﹚《中国和八国联军》下卷）。他万万没想到，五月二十七日，比利时公使馆就被彻底焚毁，使馆人员逃至东交民巷避难。此时，“台基厂及东交民巷东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长如龙”。

　　与徐桐等人“恶西学如仇”、极力主张动武不同，还有少数官员，以太常寺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五大臣为代表，清楚进攻使馆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极谏使臣不可杀。七月初四，清廷下旨将袁昶、许景澄问斩。举国称冤之际，徐桐却说：“是死且有余辜！”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奉旨赴菜市口监斩，“扬扬甚自得”，与其父如出一辙。兵部尚书徐用仪对袁、许之死“终日愤懑，极口呼冤”，不久也被下狱。军机大臣荣禄约徐桐一起进谏救人，徐桐说，“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人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拒绝进谏。七月十七日，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三人被押至菜市口问斩。

　　七月二十日，各国联军从东便门攻入北京城。徐桐正在仓皇失措之际，其子徐承煜劝道：“父芘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意思是说，父亲您原先庇护义和团，这回洋兵打进城来了，肯定脱不了干系，万一被俘受辱，有失朝廷大臣的体面，何不以身殉国呢？我随您一道殉国！徐桐听罢，“乃投繯死”，上吊自尽。孰料徐承煜把亲爹给忽悠了，他转念一想，还是不死为好，于是自己开溜。几天后，徐承煜被联军抓住，日本兵将他关押在顺天府尹衙署严密看守。

　　徐承煜被关押，导致朝中无人知晓徐桐下落。慈禧、光绪在西逃途中连发四道上谕，命令荣禄、徐桐、崇绮等三人留京办事，应付危局。八月十三日，慈禧、光绪收到荣禄奏折，“徐桐不知下落，崇绮已于初二日在保定殉节”，此后的上谕就再也没有发给徐桐。

　　徐桐身故后，清廷迫于各国联军把惩办祸首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压力，下旨“褫桐职，夺恤典，旋论弃市，以先死议免”。在亲历庚子事变的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王彦威看来，联军之祸“酿而成之者，皆徐桐一人之罪也”（《西巡大事记》卷首），因而直斥为“大臣祸国”，“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徐桐也”。

　　庚子事变前后，徐桐过山车般地跌入“四不容”的境地：前不容于义和团、家中遭劫，后不容于清政府、褫职夺典，内不容于其子、投繯自尽，外不容于洋人、照会严办。至于徐桐之子徐承煜，各国使臣以其嫉视洋人、赞同杀袁昶等五大臣等为由照会清廷，要求严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八，徐承煜被斩于菜市口，徐府易主成了无可避免之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第七款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条约附件十四即为《使馆区界限》。东交民巷从衙署、使馆、府邸、民宅、商铺等杂糅交错之地，变成列强派兵驻守、不准中国人居住的国中之国，使馆区面积大增。在原大学士徐桐府邸旧址，比利时建起新的公使馆。为何要在此建使馆？笔者以为，这应当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列强当中，比利时是少数几个没有派兵驻馆的国家之一。徐桐府邸位于东交民巷中段要冲，周围为意、德、法、日等国使馆，正可藉他国兵力以自卫。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多国使馆仍被保留下来。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交民巷的面貌，使这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闻名中外的古老街巷焕发出勃勃生机。1950年6月中缅建交，原比利时公使馆改为缅甸驻华大使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北京新使馆区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原分布于东交民巷的多国使馆陆续迁往新址。1970年5月底，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国管局从外交部接收了东郊民巷的6处旧使馆，改为服务外事工作的国宾馆。当年12月，成立东交民巷14号服务组，具体负责宾馆的外宾招待事务工作，这就是紫金宾馆的缘起。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经中央编办批准，2017年6月，紫金宾馆更名为紫金服务中心。历经晚清大学士徐桐府邸、比利时公使馆、缅甸大使馆、新中国国宾馆的百年沧桑，紫金服务中心掀开了发展的崭新一页。

　　时光荏苒、岁月无声，庚子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如今，东交民巷一带游人如织，徜徉在一座座独具异国风情的建筑物周边，驻足眺望紫金服务中心建筑群。那红色的外墙、欧式的尖顶，仿佛在述说着一段家国往事，昭告人们勿忘历史、振兴中华。在它正门的标示牌上，有这样一段话：“始建于1866年。1901年扩建。现存五栋建筑，建筑形式为二十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风格，其主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立面用砖砌出三个阶梯式山花，为英国都铎式风格。主楼前是一座大水池，四栋乡村别墅式配楼在主楼前两侧作东西对称布置。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