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机关事务管理工作（一）

　　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是指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到1948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渡过黄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党的机关事务工作，与党中央一起走过了不平凡的征途，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到整的渐进过程，其职能、任务、标准、作用逐步健全、日臻完善。机关事务部门紧密围绕革命形势和任务，着眼战时后勤需要，想方设法保障供给、服务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确保党中央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跨越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几乎一半时间。党的机关事务工作也习惯性地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任务略有侧重。

　　一、党中央落脚陕北到中央管理局成立阶段（1935.10.19—1941.7.30）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面临着残酷的斗争环境，如何搞好后勤供应补给，是一项十分现实而迫切的任务。1935年12月13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即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重点供给保障中央红军物资、资金来源。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在筹集物资、筹措资金、提供医疗保健、制度规章和干部选用等方面，中共中央的后勤保障工作与军委系统的后勤保障工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要认识中央管理局前期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必须认识当时整个延安时期边区财政情况、财政支出的方针任务，深刻理解中央管理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后勤保障工作的阶段性、目的性及特殊性。重点是认清三个特点：一是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环境特点。这个最大特点，既是“战时的边区”，又是“和平的环境”，决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上必须要充分预计到“战时”的情况，保有大量军队，预筹作战时开支；相对的“和平”环境，可以发展各种经济建设事业，财政上可以暂时压缩和控制军事供给在整个财政支出和保障供给中的比例和份额。二是陕甘宁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一方面，是陕甘宁边区原有经济的落后性，狭小的农村环境，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生产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另一方面，供给保障工作遭遇到的更直接的困难是外援的断绝，在处于被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必须自给自足。1940年之前，经济上尚有外援可资利用，但后期外援断绝，而脱产人数并没有减少，1939年以来中央各机关开始的生产运动虽有发展，但是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浪费的情形颇为严重，人民负担加重。三是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根据地之间经济联系的特点。一方面，边区本身被日寇、顽固派封锁，另一方面，边区与晋绥存在经济联系。在边区各机关尤其是中直、军直各单位对日寇开展经济斗争中，存在极其严重的无序性乃至恶性竞争现象，这是中直、军直系统保障供给中的一个极大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生产和供给的统筹领导中心的必要性大大增加。

　　1939年2月，中直和军直机关开始开展大生产运动，李富春同志在党中央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奋斗》的报告。中央财政经济处号召各机关团体学校，用一周到半个月的时间，突击开荒，并给各单位分配了开荒任务，从中央首长到公勤人员都分担了生产任务。到1940年，生产有所发展，但总的规模还不大，其收入仍作为财政供给的补充，除规定生产自给少量的粮食外，各单位重点搞一些农副业生产，以改善伙食。这一时期，也正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形成时期。延安时期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干部群众颓废萎靡、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更大的豪情壮志，赋予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气。也正是我们党所具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了党心和民心，冲破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险阻，写就了辉煌灿烂的壮丽篇章。

　　1941年前后，日本及国民党为各自的生存，对根据地采取物资封锁、货币倾销等经济战政策，加之中直、军直各单位力量分散不统一，常忙于内部矛盾的解决，因此忽视也无力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有时被迫应战。但仓促应战更加暴露出我方在经济斗争中的无力，反而刺激了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更残酷的经济战。成立中直、军直保障工作、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统一领导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力量完成供给保障并在经济斗争中一致对外，显得极为迫切。

　　二、中共中央管理局阶段（1941.7.30—1945.10.24）

　　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秘书处下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处改为中央管理局，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和学校的财政经济、医药卫生、保育保健、干部招待、房屋管理分配等行政管理工作。中央管理局成立初期的具体工作是：健全局内机构，研究制定有关中直机关后勤供给工作的规章制度；规划中直机关的集体生产和个人生产；筹集分配供给品和经费，研究制定节约制度和措施；组织人员下乡向群众借粮，以解决断炊之急需；完成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加强中央后勤保障工作的组织建设，加速推进中共中央后勤保障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以解决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

　　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总结当年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了1942年的生产任务，李富春发表讲话，要求大家生产自给，度过难关，并介绍推广359旅的生产经验。毛主席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纠正了当时存在的脱离经济的单纯财政观点，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总部机关相继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党中央提出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方针指引下，广大军民共同努力，农工商全面发展，总部机关的生产收入仅1943年即达2581万元边币，自给所需经费的58%，蔬菜全部自给，粮食、油、肉、被服等部分自给。许多单位和个人达到了“耕三余一”，边区军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畜牧业、运输业、工业、商业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为坚持长期抗战，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提出，紧缩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1942年7月，军委后勤部撤销，合并到中共中央管理局，统筹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后勤保障。总的任务是组织中直、军直机关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做好供给分配工作。1942年11月13日，中央管理局举办第二届农副业生产展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展览并题词祝贺。1942年，中直、军直的生产获得丰硕成果，既保证了党政军的供给，又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在此阶段，中央管理局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和供给标准，增加人员必须有批准手续；制定严格使用和爱护马匹制度；不得自行提高供给标准，生产有余者，应用于扩大革命家务，或在机关之间调剂。二是减少财政支出，下达具体的节约指标，有的工厂规定节省原材料10%，作坊规定延长工具、用品使用年限、改进操作方法，增产节约；伙食单位一般在定量内节省粮、煤10%至20%；被服和办公用品方面也采取修旧利废和使用代用品的措施，组织挖窑洞、修建公用设施和自制自修工具等。三是杜绝浪费，严格财物管理制度，防止虚报冒领、铺张浪费和贪污行为的发生，反对公私不分、假公济私和损坏公物的现象。四是开展节约评比竞赛，节省不需要的开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障吃饱穿好，养成朴素的作风。

　　1945年，为了度过荒年，党中央提出“节食备荒”的口号。中直、军直机关带头降低伙食标准、节约被服、紧缩办公杂支费。粮食不足，蔬菜不能充分供给，官兵就以采野菜、野果充饥，最终战胜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

　　延安时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深入人心，形成了一套厉行节约的制度，开源节流，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不仅经常过问机关的节约情况，而且带头执行节约措施，要求总部机关在厉行节约上起模范作用。一方面发动群众，努力生产；另一方面紧缩开支，厉行节约。号召各单位从生产、供给和财务管理各个方面精打细算，勤俭办事，杜绝浪费。中直、军直机关根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政府规定，在制定生产、供给和业务工作计划时，都把节约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按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提出节约的指标和措施。特别是做供应工作的人员，把节省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对衣、食、住、行、用规定了严格的节约措施。中直、军直机关收缩了农场，减少了手工业，进一步加强了对保障机关生活副食品生产及其产品加工的经营管理。广泛发展边区生产，食盐、中药材、食油、皮毛、猪鬃、马尾等的产量都得到很大增长，除了自给外，还大量地运销出去，换进边区所需要的东西。1942年6月，将食盐公司、土特产公司、贸易局、光华商店合并为物资局，建立对外贸易网，有效弥补了边区政府和中直机关财政支出。

　　延安时期被服供给基本是实物供应，到抗日战争后期，外援完全中断，纯粹依靠自力更生，被服全面自给。皖南事变后，延安财政上遇到极大困难，这时的被服不仅成品无望，就是布匹、棉花也很困难。各系统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自行筹措。后来，总部机关的被服供应，由中央管理局统一制作计划，边区财政厅根据本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制定统一的标准拨给成品。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央有卫生处，1940年组建了中央医院，中央管理局设有卫生所，主要任务是伤病员治疗和药材筹措，以及卫生保健等。另外，官兵自己动手建造窑洞，较好地解决了基本生活所需。

　　三、军委直属机关供给部阶段（1945.10.24—1948.3.23）

　　中央军委于1945年10月24日发布通令，决定将中央管理局归属中央军委建制，改称中央军委后勤部供给部，简称军委供给部，建制在军委，它既是军委机关的后勤保障部门，又是中央机关的后勤机构。进一步压缩工作人员，同时开展厉行节约，节食备荒，积蓄财力、物力、人力，准备支持解放战争。此时的供给部比较精干，只设供给处、经建处、保管处和一个辎重营，下设三个运输队。

　　为了粉碎敌人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供给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继续为整个中直、军直机关人员家属和物资财产的顺利转移提供了及时、全面、可靠的保障。

　　1948年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和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下旬经三交镇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进。供给部作为中央首脑机关转移的收容队，跟随杨尚昆于4月由三交向平山县转移。此时，供给部除保证中央、军委机关和首长日常生活外，开始做进京的准备工作。

　　当时，总部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的，机关行军不太稳定，经费和物资来源缺乏。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靠机关自筹解决。尽管如此，总部机关仍然坚持了供给标准，各项工作都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使机关各项供应开支有标准有明细，经济手续清楚，管理规范有序，做到了供应保障有章可循。此阶段制定的供给标准，是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部门与中央管理局或军委直属机关供给部依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共同研究拟定的，一般每年或几个月颁布一次具体细则。延安时期实行的供给不是平均分配，供给标准中体现了尊老爱幼、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及外国援建友人，均给予补贴。对伤病员和妇女儿童规定了较优厚的待遇，伤病员的伙食标准，肉油定量高于机关一至三倍，另按伤员的轻重发给“负伤费”。抗战后期，还增加了“老年优待金”项目。

　　财政工作上，重点是通过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增收节支，合理分配，保证供给。1944年制定了预决算制度、金库制度等，1947年进行了补充修订。同时还规定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权限和货币管理核算办法，先后颁布了《出纳工作条例》《金库制度》《保管员公约》《保管制度》《发物规则》等一整套制度细则。

　　在党中央进入北京以前的年月里，中央管理局或军委直属机关供给部在李富春、杨尚昆等老一辈领导人直接领导下，一方面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一方面组织筹划解决财政、供给的来源；模范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方针指示规定，为保证中央首长、军委首长以及两个机关生活和事业费的自给或大部分自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积累了丰富的保障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