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清代的官轿

　　文/祁峰

　　轿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流传的很多俗语、歇后语都与轿子有关，比如，“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木头人坐轿子——不识抬举”等。今天，说说清代的官轿。

　　轿子作为官员的交通工具始于南宋。北宋官员出行大多骑马，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年）初，允许百官乘轿，官员出行风尚为之一变，两宋之际遂成为官员出行从骑马转为坐轿的分水岭。

　　清代史料留下了官员坐轿的大量记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翰林出身的恽毓鼎奉旨赴开封担任考官。入河南境后，从濬县到淇县，一路沿淇水而行，“每日轿中半日静坐，半日看书，心中空洞无一事。看山水林野，皆有旷然神怡，悠然自得之趣”（《澄斋日记》），一派文人雅士的风范。有的官员秉持慎独之义，独处轿中也要端端正正。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署理陕甘总督沈兆霖从甘肃碾伯县返回西安途中，突遇山洪暴发，无处躲避而罹难，“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清史稿》本传）。性命攸关之际，沈兆霖依然轿中端坐，保持了一名封疆大吏最后的形象与尊严。

　　官员乘轿，一举一动容易成为舆论话题。清代有位官员坐轿子稍微斜着身子，于是众口相传，说他帽子歪戴、轿子歪坐，潜台词就是居官不正；还有位官员偶尔在轿中闭目，被人议论说是通宵饮酒，在轿中打瞌睡（《图民录》）。他们遭遇差评可能有点冤，但也说明官轿关系公众形象之臧否。乾隆朝大臣曹秀先，官至礼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清史稿》本传称其“莅政勤慎廉俭”，但清人笔记说他爱吃肉，每逢朝廷赐肉，王公大臣都把羊腿给他，堆满轿仓。他把羊腿放在扶手上，用刀切成片，“至家，则轿箱之肉已尽矣”（《归田琐记》），轿中大快朵颐的形象与“勤慎廉俭”相去甚远。更糟糕的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四川总督，轿子特别大，要十六名轿夫才抬得动。轿子里面有两个小童伺候装烟倒茶，还备有冷热点心，被批评为“侈汰如此”（《清代之竹头木屑》），实在有玷官箴。

　　也有官员洁身自好，在坐轿方面堪为表率。嘉庆四年，为官清廉的岳起任江苏巡抚，“出则驺从萧条，屏却舆轿，瘦骖敝服”（《啸亭杂录》），出行仆从很少，连轿子都不坐，只骑一匹瘦马，穿身旧衣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岳起身体力行带动之下，“吴下奢侈之风为之一变，实数十年中所未有者”。奢侈之风怎么改？就是从这样具体而实在的小事抓起。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禁烟。他向沿途州县驿站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称“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信及录》）。

　　官轿的基本功能是代步，它承载的是身份地位、官威官仪。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地方官员乡绅纷纷来曾家拉关系套近乎，其父曾麟书也开始乘轿出行，目的就是要和儿子的翰林身份相匹配。《儒林外史》第一回描写知县时仁下乡见王冕，“次早传齐轿夫，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知县被十余人前呼后拥着去见一介布衣，官范儿十足。传统社会对身份地位极为看重，这正是官轿盛行的社会心理因素。

　　官轿标志官员的身份地位，这一符号化特征根深蒂固。古代拦轿喊冤之所以十分常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仅仅凭借轿子规模，就能大体猜出里面是个多大的官。一旦发生官民冲突，象征官威官仪的官轿往往首当其冲。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六月，御史吴杰奏称，天津有不法分子滋事，地方官前去弹压，没成想轿子被打碎、官服被撕破，堂堂县令居然从后门逃回县衙。嘉庆闻奏很生气：滋事固然要严惩，但这个县令也太给朝廷丢脸，于是传旨“将该县革职审讯，并将滋事棍徒按名拏获到案”（《嘉庆朝实录》），各打了五十大板。

　　清人笔记中有一则故事，说乾隆朝和珅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刘墉就琢磨着怎么对付他。癸未年初春的一天，风雪交加，刘墉得知和珅要进宫，就特意穿了一身旧衣服，在泥泞的路上等候。和珅刚到，刘墉的随从就拿着名片在轿前大声说，我家中堂大人到府上贺年，没有见到您，在这儿遇到了。和珅只好落轿，本打算寒暄两句就得，谁知刘墉已跪在地上拜贺，只得同样跪在地上答礼。这下可好，“玄裘绣袄，已污秽满身，拖泥带水，恰如斗败鸡公矣”（《所闻录》）。和珅心有不甘，到宫中哭了一鼻子，但最终也拿刘罗锅没办法。

　　这则故事可信度有多高？乾隆癸未年是1763年，和珅不过13岁，而44岁的刘墉时任山西太原知府，所以它基本属于清代的八卦。八卦归八卦，细思却有几分道理。刘墉对官员乘轿礼仪运用娴熟，这才让和珅有苦说不出。清代官员坐轿出行，“六部尚书途遇内阁亦落轿，惟冢宰则落半轿。门生师长相遇，则彼此落轿，候师长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熙朝新语》）所以官员出行最好提前规划好路线，省得路上相遇彼此麻烦。

　　除了区分官民士庶、讲究官威官仪，乘坐官轿还意味着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何刚德是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当了18年京官。他算过一笔账，坐轿一年最少话费八百两银子，原因是人力成本高、出行排场大：“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与坐轿相比，坐车要省得多，“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最多花四百两（《春明梦录》）。

　　清代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元至230元之间。假如按一两银子折合200元计算，清代京官坐轿出行，一年至少花16万元，坐车最多花8万元。清制，官员俸禄分春秋两季发放，一品到九品，每年俸银分别为从180两到31.5两不等，此外还有禄米，斛数与俸银数相同。乾隆元年（1736年）在京官当中实行双俸制，各级京官俸银增加1倍，大学士和各部堂官的禄米增加1倍，其他官员禄米不变。照此计算，仅靠法定收入，就是身为一品高官，年俸银360两（约合7.2万元），全拿来坐轿都不够，坐轿出行真不便宜。

　　由于收入不够坐轿，何刚德选择了雇车出行。他花了24两银子（约合4800元）买了头骡子，雇一个仆人，每月支付工银6两（约合1200元）。后因公务繁忙，添买一头跟骡，月交通费约10两银子（约合2000元）。总之，“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春明梦录》）官阶只管有没有坐轿的资格，至于能不能坐轿，还要掂量掂量荷包。

　　坐轿离不开抬轿，抬轿是桩辛苦差事。清人余治同情轿夫肩挑重担，说他们“若遇夏天暑热，流汗成浆”，比卖菜小贩还要辛苦（《得一录》）。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供职工部的文祥出差途中，从宝鸡渡渭河。正值秋水大涨，众人争抢上船，轿夫拼命往船上挤。谁知轿子的一半刚上船，船就开动了，两名轿夫落水，攀着轿辕大声呼救，多亏水手救援才幸免于难。事后文祥仍心有余悸，说“险极！危极！”半个月后，他从魏城至绵州途中，小雨下了一整天，轿夫“多有颠蹶者”（《蜀轺纪程》），吃了不少苦。

　　从情理上讲，轿夫有义务保护坐轿人的安全，但如果碰到恶劣天气，即便训练有素也难保不出意外。一次，慈禧太后乘轿从颐和园返回城内，天降大雪，道路湿滑难行。一名轿夫不慎跌倒，“致堕太后于地上”。随侍的李莲英当场命人将轿夫拉到一边，挞笞八十，“可怜之轿役，方跪泥泞中，敬聆是命”（《清宫禁二年记》），受罚后还要立即起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倘若慈禧因这次意外而受伤，这位轿夫面临的恐怕就是灭顶之灾了。

　　纵览官轿的点点滴滴，对身份地位的看重是官轿为人艳羡的社会文化土壤，反过来，官轿的盛行又固化了这一社会心理。由于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官轿承载了远远超过交通工具的功能，成为官员作风形象的晴雨表。坐轿看似是官员个人行为，实则关乎公众形象和社会风气，少一分排场享受，百姓就多一分安宁实惠。

　　（作者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