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疫情下的心理危机

　　文/刘成斌 熊新燕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信息化加速、人口流动加速，二者的叠加，容易引发区域性、集群性社会歧视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种歧视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有的国家取消对华航班往来，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在国内，有的地方限制湖北牌号车辆通行和加油，酒店拒绝接待湖北人入住。而在湖北省内有的地市，武汉返乡大学生的身份信息被传到网上，武汉返乡人员被视为“病毒携带体”遭到过度防范，有的采取封门、墙上贴提示、拉横幅、发短信等方式，建议他人勿与之交往，对返乡人员及家属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那么，歧视是怎么产生的？它会给社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如何消除或削弱歧视？

　　歧视的心理根源

　　2月2日至10日，我们对2809个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90%的人感知到周边人对病毒感染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95%的人感知到感染者与其他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隔阂；超过50%的人，不认为感染者的个人信息应该得到保密，超过20%的人不认为社会需要保护感染者免受歧视。由此可知，由于病毒的未知性与强大传染性，疫情之下歧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缘于对疫情的认知偏差。疫情概念是强调“疫”的社会性，而不是“病情”。病情概念是针对“个体”的，而新冠肺炎疫情是超出“个体”健康意识与防范能力的。调查发现，近60%的人认为，新冠肺炎患者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导致感染，由此，超过40%的人认为感染者应该对自己的病患负责，而与社会无关。根据新闻报道，这次疫情感染甚至死亡的人群中既有厅级领导干部，也有院士等知识权威，还有数以千计的医护人员，这表明疫情是跨越阶层、知识背景、生活方式甚至是防范意识的一种病毒传播。

　　其次，受心理恐慌影响。调查发现，超过80%的人存在恐慌、害怕等心理。公众心理异常会削弱政府效能，占用社会资源，干扰国计民生，其危害及派生影响往往甚于事件本身，会持续较长时间。不但是中国会出现抢购、囤积粮食和生活用品等现象，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也发生了恐慌反应，印证了恐慌是一种接近本能的心理应激方式。武汉早期很多轻症发热患者由于恐慌感染新冠肺炎，大量可能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比如普通感冒）集体涌向发热门诊，从而形成医疗挤兑，比如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一天接诊量达到数千人，整个武汉市的日接诊量达到数万人。这不但反过来加剧人们的恐慌，更由于在长时间候诊而导致病情加重、交叉感染。这是武汉早期出现大量重症患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普通市民群集性抢购生活物资而疏于防范，其中一些在超市等购物场所感染新冠肺炎。

　　模仿或从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任何风险的发生，当事人都可能会成为“歧视对象”。模仿歧视是指新冠肺炎的歧视链条有一个中心，即武汉作为疫情中心被普遍建构为歧视的核心圈，有的媒体报道甚至直接用“武汉肺炎”指代新冠肺炎。大多数公众并不了解新冠病毒，只是由于疫情的突发性、风险的传播量级而产生“武汉肺炎”的“武汉人歧视”。所以，第一个建构“武汉肺炎”说法的人是媒体宣传、社会舆论、公众模仿的源头。其实，大多数人的歧视心理和行为都是一种模仿、从众，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认知、判断与推理。

　　歧视的消极影响

　　有人说，“冠状病毒”是一种危及人体健康的病毒,那么偏见和歧视就是危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种“病毒”。歧视的存在不利于疫情防治，更影响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的有序恢复，而且可能会诱发新的社会风险产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思考。

　　歧视对健康人群是不公平的，削弱甚至剥夺了区域标签下的健康人群生活、交往等正常权利。由于缺乏科学的防护知识和对疾病本能的恐惧，社会大众及社区机构在具体防控措施上反应过度，往往影响疫区健康群众的正常生活。湖北周边有些省份采取了挖路、断路等极端举措，造成物资输送、应急出行等受阻。同时，身处省外的湖北同胞生活受到较大限制，伴随疫情的延续，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湖北人就业与正常发展机会的公平性。

　　社会歧视的强化与扩散，导致防控难度增大。新冠病毒是人类未知的新型病毒，在严防死守的高压环境中，社会宽容度较低，一些疑似、确诊病人在自身认知不足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夹击下，担心受到歧视，不敢上报实情，导致无法得到有效救治，给社会大众带来感染风险，也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歧视蔓延下的次生灾害风险增加，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生理损害表现为疾病风险增加，初期对防疫知识缺乏了解时，大量普通病人涌向发热门诊，造成医疗体系瘫痪、人群交叉感染。心理损害表现为压力传递，人们高度关注疫情进展，尤其对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并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以此宣泄居家隔离的紧张与压抑情绪，过量的不良情绪容易滋生社会失范行为。社会损害的典型表现为谣言盛行，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采取非理性防控措施。

　　对高暴露人群的社会支持体系存在缺口。数据显示，30%的人群存在照顾老人、小孩的需求，60%存在购买生活物品需求。对于高暴露群体（医护人员及家庭、服务于抗疫群体的一线人员等）而言，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其长期远离家人，家庭生活比其他人更为困难；对其自身而言，因为长时间处于污染环境，有的人会对他们产生歧视，少数地区甚至出现医务人员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小区被拒绝现象，这些都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伤害。

　　消除歧视的对策思考

　　针对认知问题，要加强传染病知识宣传，利用科学防疫来弱化直至消除社会歧视。要通过官方媒体和社会自媒体传播防疫知识，但不能过于抽象，目前有些宣传偏重“医学”，虽然非常专业化，但多数民众不一定理解、明白，建议结合“怎么做”“如何预防”的民众需要来普及防疫常识。通过科学防护的全面落实，改善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消除歧视心态，倡导对高暴露群体、疑似病人、确诊病人的关爱。针对公众恐慌，区分“事件”忧虑和“传播”恐慌。就“事件型”心理应激来讲，政府和社会媒体应认识到，对危机事件本身的恐慌是一种正常性、常态化的本能性的风险应激。但这种本能应激必须抑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出现失眠等严重心理危机，则必须通过医学干预来恢复。就传播型恐慌而言，目的是遏制人群的“集体从众”型非理性恐慌，抑制集体非理性猜测、演绎、自我伤害等暴力倾向。具体做法：一是在危机发生的早期，针对公众的不安诱因进行信息全程公开，让信息呈现扁平化传播与垂直引导相结合，而不是只限制在垂直传送的行政控制机制内；二是遵循安全阀理论，让民众的情绪有多元化宣泄渠道，避免“不安”情绪演变成“不满”；三是及时“疏通”性解决民众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推诿、推卸、拖延。

　　号召社会力量，对高暴露群体家庭进行危机干预。为一线医护人员、工作群体提供社会服务资源，通过信息化平台和社会力量解决他们家庭面临的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生活品采购等问题，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工作压力，从而保障医护人员在前线安心工作。同时，通过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定期对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援助，引导他们释放身心压力，疏泄不良情绪，进行自我心理调适。

　　寻求信息公开与隐私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在进行疾病筛查及信息依法披露的同时，要注重对高暴露群体、疑似病人、确诊病人的隐私保护，加大对违法或失范信息使用的监控与打击力度，避免对患者治疗及愈后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刘成斌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熊新燕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