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灾难时代的特征与心理应对

　　文/许燕

　　2000年至2020年间，全球累计灾难次数多达13345次，死亡150余万人，而灾难的凸显性特征，便是灾难的涟漪效应，即不同性质的多个灾难连接性地爆发，波及范围广、损失加重。20年间，我国灾难次数1247次，死亡13.2万人，平均每年约有1/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因自然灾害损失而抵消，因此灾难管理对于控制灾难后效尤显重要。

　　灾难的涟漪效应

　　灾难的涟漪效应（RippleEffect）有5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灾难发生数量上，表现出复合型特征。灾难往往不是孤立事件，如果错过灾难管理的最佳控制时机，任何一个自然灾难都有可能酿成次生灾害或社会衍生事件，应对这种复合型灾难的难度明显高于单一型灾难。二是在灾难扩散区域上，表现出共振性。一国动荡，多国共振。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引发次生灾害核污染，继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抢购碘类制品等现象。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其他国家的疫情爆发再次对中国产生余震作用。三是在灾难伤害广度上，表现出波及性。灾难不仅对灾区产生影响，受灾民众、救援人员、外围民众、政府与基层公务员等都会被波及。四是在灾难持续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构成威胁，随之影响到生产与消费，灾后损失甚至要大于灾难期间。五是在灾难启动机制上，体现出社会性。原生灾难引发后续灾难有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两种形态，衍生灾害属于社会灾难，比如2005年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由于当地政府应对失策，灾区社会秩序完全破坏，灾民安置点冲突不断，一次天灾演变为一场人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发生衰退已基本成为定局，且波及范围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国际劳工组织也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和劳工危机导致全球失业人数大幅增长作出了预测。

　　灾难过后，并非风平浪止，“后灾难时代”需要格外关注。

　　从灾难时代到后灾难时代

　　瘟疫会给世界带来变革。3月中旬，34位思想家预测，新冠肺炎病毒将改变世界。

　　由生命危机向生存危机转化。依据资源守恒理论，危机后效导致的资源匮乏，会启动人们的囤积心理，用储备资源来降低危机感。英国食物银行网络特拉塞尔基金会报告说，在隔离头两周发放的食品包裹数量比去年增长了81%。收割季节工人减少，牲畜饲料缺乏，供应链中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全球饥饿人口可能翻番。

　　由心态平稳向心理危机转化。由灾难之初的生命救援到灾难后的心理救援，灾难对心理的冲击涉及每个人。世卫组织调查显示，20%至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心理失调，但具有自愈性；30%至50%会出现中度或重度心理症状，经过心理干预也会得到缓解；灾后一年，20%的人心理创伤无法缓解，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需要长期临床治疗。中科院心理所研究显示：SARS两年后，有10%的受灾者出现PTSD。

　　在世界各地，疫情导致心理异常现象明显增多。家庭暴力、自杀事件增加，以往灾难显示的心理规律，自杀率的飙升并非在灾难期间，而是灾难之后的3个月至1年；人际危机由职场转向家庭，亲情危机凸显，离婚剧增，“新冠离婚”成为日本的新标签。人们表现出情绪失稳、动机消减、松懈消沉、心理惰性、敌意泛化等，哀伤辅导成为心理援助的重心。

　　由个体心理向社会心理转化。当前引发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之一是群际歧视，国际上出现对中国人的污名化，国内出现对湖北、武汉和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的歧视。灾难焦点群体角色出现反转，人们由同情弱者向歧视弱者转化。为了切断感染源，现金流通锐减，非接触方式支付越来越多。新型的生活模式，让犯罪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现场作案减少，网络犯罪与网络暴力凸显。

　　由过度消费向简约生活转化。依据死亡恐惧理论，灾难会加深人对死亡的恐惧，并在灾后采取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对大众的金钱观、消费观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开始做好应对特大风险的经济准备，过度消费变为适度消费或减缩消费，节俭消费成为新风尚。

　　后灾难时代的心理应对

　　要加强社会治理与心理建设，将心理建设、科普教育、灾难教育日常化，特别要关注意见人群和应激人群。灾难涟漪效应的另一个心理基础就是心理危机，灾难往往会导致民众生理性应激反应与社会性应激反应，因此必须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调整，防止出现不良心理与行为的共振现象。在解决灾难时期的生命救援之后，后灾难时代可能让人们由对生命的关注转移到对生存问题的关注。灾难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全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加将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表示：疫情让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其规模和复杂性是国家层面的措施无法应对的，世界必须果断采取协调一致的创新行动。这一主张，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在应对灾难方面的优势。以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与后灾难时代价值理念产生了文化的契合性，我们要去重新思考后灾难时代如何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新问题。

　　疫情凸显了民众对心理知识的需求与认同，心理服务成为国家行为，从一线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心理防护，到后方隔离状态下民众的心理调适，心理学成了人际沟通的润滑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后灾难时代，可能出现从个体心理服务转向于群体心理引导的演变，需要心理学各方阵营团结协力，共克难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