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办后勤的启示——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文/王亮 

　　2018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期间的日记出版。郑天挺自1940年起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行政、后勤等事务性工作的内容，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审视这座名校，一窥一位学者是如何抓后勤工作的。 

　　严于律己以德立身 

　　西南联大的总务工作事务繁杂，大到规划学校未来发展，小到监督工友拖水渍、换灯泡、布置会场，中间还需处理诸位教授的邻里纠纷、家长里短，回应学生们的种种诉求……除了事多事杂，还特别容易得罪人，所以大部分教授都不乐意额外承担这项工作。郑先生在1942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六时至文化巷开会，正之语众，谓自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长莫不为众矢之的，正之言联大独为例外，以余以德称也。”正之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他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郑先生之所以能把这份棘手的工作做好，当好联大的“大管家”，最根本的是因其德行、品行。 

　　——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德”。郑先生答应担任联大总务长，是为了维系三校团结，维持三校齐心协力合办西南联大，为战火纷飞的中国保留一文明火种，留存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壮大希望的大局。联大学生，后来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郑天挺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这种“大德”还体现在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持的态度，1946年1月3日的日记里说了这样一件事，是时，郑天挺返回北京，接收伪北京大学房产等物资，同时协办补习班等事。补习班人员冗余、尾大不掉，在决定裁减冗员时，日记中写道：“冗员太多，不裁减无以对国家，裁之又念诸人生活无着，斟酌再四，决使一家哭，不使学校费……吾不敢以私而废公，然今日竟以此裁人事，竟日为不欢”。不因私废公，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即便有时候会因此得罪一些人，甚至被朋友误解，他也始终坚持原则。1941年2月21的日记记载，北京大学决定将靛花巷教授宿舍迁到才盛街，以节约开支。郑天挺也在搬迁之列，同住的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对此，他认为：“余又何能以三数人便利之故，而虚耗校款，况以三数人者余亦在内乎？” 

　　——为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公德”。1940年2月，就任总务长伊始，郑天挺即决定主抓两件事：“一、调整低薪薪额；二、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校教授薪资调整的幅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入不敷出成为常态，很多教授被迫从事“第三产业”补贴家用，如闻一多为人制印，两弹元勋赵忠尧自制肥皂售卖等。在当时，薪资与米粮问题成为维持联大正常运转的关键。郑天挺把这两件事列为主抓的重点，可见他于纷繁的事务性工作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他的日记中有多处为薪资米粮问题四处奔走、多方筹措，甚至于左支右拙、寅吃卯粮间维持联大运作的记录，而在这些记载中，他很少谈及自身付出，更在意的是学习学校、教授和学生。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作为儒雅学者，郑天挺很少发怒，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其原因除了后勤事务工作必须坚持制度，取信于人外，更重要的是联大教授们“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正因为这种始终为学校、教授、学生服务的宗旨，在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全体同学赠给郑天挺“北大舵手”锦旗。 

　　——以身作则，不谋私利的“私德”。中国传统士大夫有“君子固穷”的精神，不因穷困而变易操守。按照当时教育部规定，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可以额外获得一部分补贴，但郑天挺从未接受。1938年4月15日记载联大教员分配蒙自宿舍的事情，他自愿弃权，等南迁教授们到齐再一起抽签。1944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载，昆明富商欲资助联大教授，郑天挺被列为人选之一，但他一再推辞，表示“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更答以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也”。正是这种不以权谋私利、不争利的“私德”，让他赢得几乎全校师生的肯定。 

　　纲举目张指挥若定 

　　郑天挺的业务能力也很强，是当之无愧的“事务专家”。一是重视“数目字”，在处理事务工作过程中重视方法规律和具体的实现路径。可能是出于学者的职业素养，也可能是长期从事事务工作的经验使然，郑天挺特别关注数字。1939年11月30的日记记载，他对当天一场历时两个半小时的预算会议很不满意：“所议无多，以准备之材料不足，一有质询皆不知所对。旁询一再，亦无确切之数字。”担任总务长后，郑天挺对联大财务工作进行了整顿，在日记里记录了对学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的要求：“一、现金出纳必有日报；二、各项支出情况必有旬报（分类报告）；三、各系用款情况必有旬报（分类报告）；四、本年度以前各项专款从速结清。”这些要求，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相当规范的。长期从事具体的事务工作，郑天挺更加重视工作的实现路径。由于周边战事吃紧，昆明也变得不再安全，联大一度想再次搬迁，三校常委众说纷纭，各陈利弊，莫衷一是。和其他常委不同的是，郑天挺并不停留在理论层面讨论对与错，而是就搬迁一事算了笔账，1940年8月27日的日记记载，他对搬迁中“驮运”一项进行了初步测算，联大当时约有400吨图书仪器设备需要驮运，按时价，仅此一项就需要70余万元，学校当时很难筹措到如此巨大的一笔资金。搬迁与否，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对错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二是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作为学校“大管家”，郑天挺接触到的人形形色色，上至国民政府教育厅官员、学校领导，下至学校保安、工友，还有性格各异的教授、职员、学生、家属等。这些人的工作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最终汇总到总务长这里，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郑天挺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参照了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辅赞弥缝”的工作方法，建言献策，多补台不拆台，维持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住房紧张，北大校长蒋梦麟一家与部分教授聚居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一大杂院内。某日，蒋梦麟的司机与一女仆发生争吵，一位教授指责司机太吵，影响自己工作，双方遂发生争执。此事一出，住在岗头村的教授们不干了，要求学校立即处理，辞退司机。事发时，蒋梦麟在重庆，蒋太太要求留用司机，一来司机在当时属稀缺工种，换人不易；二来蒋太太觉得这些教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借司机之名针对自己。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矛盾都集中到他这里。对于此事，他在日记里写道：“汽车司机固难得，而教授尤为学校之主干，教授与职员争，余向主右教授而抑职员，况教授之主去一车夫乎。然余雅不欲对此辈小人作操切之举，拟荐之他去，以免有轨外行动。”从中可见他重原则、明轻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兼具灵活性，既顾及教授们的意见、感受，又不断司机生路，留有余地，算是两全之策。 

　　三是高度重视细节。郑天挺主持西南联大总务工作，突出特点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在他的日记里，“令工友扎被褥，并促同行诸人起床。”“下午四时至校舍视工程。五时归。晚包饭商人、理发商人来议价。”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总务长来过问、处理这些小事，多少有些小题大做，但这恰恰就是事务工作不同于其他类型工作的特点所在。所谓后勤事务工作无小事，但必须从小事做起，无论多大的事务性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都在细节上，没有细节，事务性工作都只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地。当然，只有细节也不够，还要对细节进行梳理、分类、安排、规划，郑天挺言：“凡有规律者，一人导之，众人随之，非难事也”。凡事要讲工作方法，比如1944年4月5日的日记记载发放南屏戏院电影票这件小事，他安排分发工作如下：“座有前后有优劣，人人思其佳者，纷呶不已。余命依职员录次序陆续排定，名在前者座亦在前。”把可能出现的状况考虑在前面，把细节问题处理妥当，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矛盾。 

　　纵观郑天挺的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治事，都始终与其人格、品格保持一致，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作为学者，郑天挺传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气节，重实操、不尚空谈、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一个人的作为，根本上取决于本人的修为，他终其一生为国民教育事业奔走奋斗，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80年在81岁高龄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郑天挺的为人处世之道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借鉴：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机关事务工作者，我们应该把理想信念问题摆在首位，持续不断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始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政治性是机关事务工作第一属性这一根本，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最基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唯有如此，才能走得稳、行得远，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郑天挺始终以学者严谨细致之态度、求真务实之精神、宽厚仁慈之情怀处理事务工作，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也能出人才，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2016年，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在当代，机关事务工作不但成为了一门学问，而且越来越成为一门科技含量高、多学科多专业交叉渗透、融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于一体的“大学问”。机关事务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更要拿出研究学问、专研学问、攻克难题的精神，坚持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始终不断推进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以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引领，以机关运行保障法治建设为基础，进一步规范保障行为、优化保障方式、提升保障效能，推动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