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赋能智慧社区新生态

　　 文/韩芮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了解基层社会治理情况时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城镇发展逐渐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以居民生活为核心的发展新模式，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十四五”时期，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智慧社区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因此，在国家整体规划框架下思考智慧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现路径，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破解大城市精细化管理难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智慧社区是指以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采用“虚拟平台+现实社区”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统筹社区各类资源，通过信息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应用各阶段的智能化，以及政务、服务、民生等各领域的智慧化，实现集约高效、多元协同、智能技术与智慧治理深度融合的新型社区形态。 

　　智慧社区发展现状 

　　2014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启动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依托社区数字化平台和线下社区服务机构，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服务、社区治理及公共服务、智能小区等服务”。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提出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6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提高居住品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化住宅和社区配套设施中智能产品应用以及数字家庭基础平台建设；6月，国管局印发《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其中强调推进智慧机关事务建设，聚焦智慧办公区、智慧社区两个业务板块，着力研发升级包含物业管理在内的智慧机关事务管理与服务应用系统，推动保障方式智慧升级和数字转型。 

　　在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支持下，各地纷纷启动智慧社区建设项目，可以归纳为以北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上海为代表的企业主导型，以及以广州、浙江为代表的政企合作型3种基本建设模式。全球视角下，发达国家智慧社区建设各具特色，如以智能电网和家庭能源管理系统（HEMS）为核心的日本模式，以政府主导与社区高度自治相结合的新加坡模式，以及主要由市场力量驱动、旨在构建人人平等的“具象化”智慧社区的美国模式等，形成如芬兰Kalasatama智慧社区等较为成熟的建设项目。此外，国外智慧社区建设多以标准化措施为配套，如美国的电子社区建设模板、英国ESD标准平台发布的社区服务标准等，都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智慧社区实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基础设施智能化以及社区功能形态嬗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统一规划，各地建设模式、技术标准、开展进度各不相同，不同项目技术体系之间的兼容性、协同性不强，容易造成信息孤岛和重复建设。二是多数项目以技术应用为核心，且过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居民自治属性也难以充分有效发挥，使居民成为管理和服务对象，而非智慧社区建设核心主体。三是智能碎片化和硬件化，部分地方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系统设计，停留在门禁等安防领域硬件产品应用层面，智慧平台搭建及互动化、协同化软件建设相对薄弱，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四是在党政机关职工住宅区，由于存在部分涉及国家安全和保密单位的职工，在智能门禁系统等智慧产品应用中，面临保密等特殊问题。因此，需要增强系统观念和问题意识，进一步思考我国国情下智慧社区构建思路。 

　　智慧社区建设的两个维度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强调，“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管局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着力提升机关事务工作保障和管理效能》中也提到，“开展智慧社区试点，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精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管理科学化、数字化向智能化、智慧化飞跃”。技术+治理，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探索智慧社区实现路径的两个重要维度。 

　　技术维度上智慧社区建设目标和重点，在于搭建人、机、物互联互通、各类应用和技术体系紧密耦合的完整技术架构。为此，有学者提出搭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智慧家庭+物联网+5G”的支撑体系，以回应智慧社区开放性、非线性、涌现性、耦合性、巨量性等特性；也有学者将智慧社区的技术架构分为感知层、基础服务层、关键支撑层及智慧应用层4个层级，提出从网络、数据和安全3个方面达到社区“智商”的全面提升。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架构，都要以基础设施和终端应用为切入，通过感知设备实行精细化监测和数据采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系统等进行数据挖掘、整合和分析，再通过平台建设实现数据、信息与应用服务的无缝对接，形成从智能设施到信息数据再到应用服务全周期、各领域的智能闭环。 

　　智慧社区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更加注重提升治理效能，有赖于治理理念更新、治理结构优化以及治理手段智慧化。在治理理念上，倡导由技术导向转变为人本导向，聚焦居民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更加关注人与技术互动以及自治属性的充分发挥。在治理结构上，搭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居民实践相结合，多元参与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三社联动”机制性作用，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专业人才高效联动和互促发展，激发社区建设的内外驱动力。在治理手段上，借助管理与服务平台、智慧物业、智慧政务等媒介和应用，降低时间、场所和人力成本、扩大居民参与度和覆盖面，真正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智能技术助推智慧治理，以智慧治理打造智慧社区，二者不可偏废。然而，技术安装应用周期相对较短，而治理方式改进则是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把技术和治理割裂开来，片面追求技术、设备运用，过分在意数据指标而忽略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以至于智而不“慧”、智而不“惠”，难以实现技术与治理共融，无法让社区居民共享智慧化建设成果。因此，未来智慧社区建设，需要系统筹划、全面着眼，实现技术和治理双向赋能，从而激发社区建设和智慧升级的长效动力。 

　　新时代智慧社区的构建思路 

　　在新型城镇化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智慧社区建设必须完善顶层设计，从技术和治理两个维度共同推进，更加突出人的作用以及技术和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从智能到智慧，从技术导向到人本导向，从碎片化孤岛化到互联互通智慧社区生态圈的转变。 

　　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导和标准建设。当前，由于理念不明确、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各地智慧社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各类技术系统的兼容性、协同性较差，地域和项目间平台互联以及数据共享难以实现，存在重复建设、超前建设等问题。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智慧社区发展的专门规划和指南，同时注重政策理念引导。一是坚持“人本导向”。立足居民需求，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各类专业人才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能动性，激发智慧社区建设内生动力。二是宣传“全周期管理”理念。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视察时强调，要加大宣传“全周期管理”，积极寻求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方案，为破解当前智慧社区建设碎片化、孤岛化问题指明方向。三是倡导“共享”理念。建设智慧社区生态圈，通过资源整合与社会协作实现服务共享和信息共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居民自治相结合，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积极参与，线上智慧平台与智能基础设施相互支撑，智慧政务、智慧能源、智慧产业、智慧民生各领域全面覆盖的社区生态圈。 

　　此外，标准建设是完善智慧社区顶层设计、规范技术应用的重要抓手。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6部门《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大标准供给，优先制定安全与隐私保护、设备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等关键标准，到2025年底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数字家庭标准体系。《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也设专栏明确机关事务工作标准化重点工作，要求出台技术标准、接口标准和服务标准，构建机关事务信息化标准体系。然而，整体来看，目前尚未构建国家层面的智慧社区建设标准体系，各地多以平台运营和技术标准为主，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整合现有技术标准和参数指南，构建包含通用技术标准、公共服务标准、综合管理标准以及评估标准等在内的智慧社区综合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助推社区建设和治理智慧化。 

　　突出人本导向，实现技术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智慧社区建设之所以突出人本导向，是因为社区治理主体和核心是人，生活数据来源以及技术终端受众也是人，因此人即社区居民是连接技术与治理的关键所在。人本导向，要求智慧社区建设不能仅仅关注技术应用，而应当从供需链条两端同步着手。需求端核心是打造“智慧居民”。在当前社区治理和智慧化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度低的问题，这既与居民自治意识强弱有关，也受技术普及率和操作复杂性影响，尤其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老人等技术接受能力较差人群，很容易形成“数字鸿沟”和“边缘群体”。因此，需要加快培育智慧居民，提高居民的信息技术水平以及对治理手段创新的适应力甚至是反向选择能力，通过需求表达和技术应用反馈，实现技术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就供给端而言，技术供给也应紧紧围绕居民需求，坚持动态规划原则，增强技术应用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优化用户体验。如可以智慧平台为媒介，发挥平台聚合和双向链接作用，精准匹配，实现多样化应用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再如可以借助“智慧养老”服务，加强老年友好型或老年人专属型应用和界面设计，创建“容错型”互联网交互机制，消减老年人的技术焦虑和恐惧心理，从而融入智慧社区建设，促进老龄化和数字信息科技的协同发展。此外，考虑到部分居民存在保密等特殊需求，在智能技术及产品应用中，需要加强对产品和供应商的甄别，以及后期数据整合分析过程中个人信息保密管理，或者为有特殊需求的居民保留原有渠道，以满足多元需求。 

　　优化建设模式，促进智能技术与智慧治理的深度融合。按照技术产品应用方式，可将智慧社区划分为“信息+”“空间+”“产品+”和“综合+”四种建设模式。“信息+”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构建社区智慧管理平台，为社区党建、物业、民生服务等提供载体和媒介。在技术和治理融合模式下，需要突出平台建设对业主自治的积极作用，通过平台聚合和一站式便捷操作，降低业主信息获取和参与自治的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自治效率。如杭州某科技公司以腾讯微信体系为基础推出智荟社区SaaS服务平台，为业委会筹备、业主大会召开、业主公告和投票以及其他社区服务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就中央国家机关物业管理改革而言，通过平台建设加速业主自治，搭建住户与物业服务人直接联系的纽带，对于推进物业管理服务社会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空间+”将关注核心放在如何为新生活方式和新工作方式提供新空间载体上，强调居住与办公、科研等功能的混合。实践中，可以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一方面优化各类功能区配置，实现社区功能多样化；另一方面，借助智能手段打破网格化的“物理围墙”，根据居民行动数据合理测算生活圈范围，进行更加合理的空间设计和基层治理。“产品+”侧重于各类新技术产品应用，如住房城乡建设部推动数字家庭建设，就强调智能产品在住宅和社区配套设施中应用。此外，技术产品应用也可以助推老旧小区综合改造，以补齐社区数字化短板、改善人居环境。如重庆市渝北区在以嘉州社区为代表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区综治信息平台为依托，建设完善以智慧消防为主体，智能门禁、智慧天网等为补充的智能化管理平台，为老旧小区智慧化改造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嘉州模式”。 

　　技术和治理融合模式下的智慧社区建设，应当加强顶层设计，突出人本导向和多元协同建设理念。采取集信息、空间、产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模式，并将提升治理效能融入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平台开发、场景落地以及评估改善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空间上“虚拟平台+现实社区”与网格化相结合的多维架构，时间上涵盖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应用和反馈各个环节的全周期管理思路，主体上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与居民实践相结合的多元协同机制，以及事项上个性化服务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智慧治理新格局。